文/羊城晚报记者朱绍杰图/受访者提供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最新成果——《陈书》修订本于年8月面世，这对于中山大学教授景蜀慧有着特别意义。
景蜀慧主持的南朝“三史”（南齐书、梁书、陈书）修订，也是华南地区高校参与到这项国家文化工程中的唯一项目。《陈书》是景老师团队的收官之作。
年10月，景蜀慧正式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荣休。在荣休仪式上，她以“陈史和《陈书》修订”为题分享了近年来的这份工作成果。
《陈书》是唐朝姚思廉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记述了南朝陈王朝自开国至灭亡三十三年的历史，是唯一完整传世的陈代史籍。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于年出版，王仲荦、张维华、宋云彬等学者担纲。修订本则是原点校本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延续，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新升级版本。
年，由景蜀慧领衔、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承担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的齐、梁、陈“三书”修订工作。景蜀慧希望，通过他们的精心修订，能把《陈书》这部看似“存在感”很低的史籍做成古籍整理的精品。
景蜀慧说，《陈书》版本条件很好，此次修订利用的通校本、参校本有13种之多，但搜寻过程殊为不易。修订组能够看到的《陈书》早期版本中，四种宋刻宋元递修本有三种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种藏于日本静嘉堂。
年，景蜀慧到台湾大学做访问学者，有幸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了三种宋刻《陈书》残本原书，她按照要求戴手套和口罩，用铅笔做笔记。
年初，她又持旅游签证到日本，在朋友帮助下，完成各种复杂手续，进入东京静嘉堂文库，细读了宋本《陈书》的胶片。她发现，“静嘉堂的所有宋元本已经完成了数字化，整体出售给日本一家书店了”。
据统计，此次《陈书》点校本校勘记原有条，修订本增加到条。其中，修订本新增校勘记条，删除原校勘记约条，改写原校勘记约条，修改补充原校勘记条，沿用原校勘记73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最新修订还运用了很多新的材料和新技术手段，比如最新出土的墓志、谷歌开发的Stellarium模拟星空软件，等等。
在上世纪曾负责《陈书》点校本的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曾有“史局汗青欣有日”的诗句。如今，为《陈书》忙碌了13年之后，景蜀慧教授终于也可以松口气了。
截至记者发稿，南朝“三史”修订被列入中山大学“十三五”期间的重大学术成果，点校本《南齐书》修订本获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可遇不可求的专业经历
羊城晚报：您接下《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修订工作的契机是怎样的？
景蜀慧：年，中华书局开始筹划点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订工作，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当年负责南朝五史点校的是王仲荦先生，中华书局“二十四史”修订办在物色修订主持人的时候，考虑到点校和修订工作的连续性，最初是希望由原点校者门下学者来承担这一工作。然而，由于王先生的学生中没有合适的人选，所以修订办只能另行选择。
由于南朝是一个重视文学的时期，就对点校者设定了“文史兼长”的基本条件。在魏晋南北朝史乃至于整个中古史领域，业师缪钺先生素以“文史兼长”著称，而且他与王仲荦先生交谊很深。受先生熏陶影响，我自己治史也偏重文学。也许因为这些原因，修订办找到了我，但这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意外。
我当时正醉心于用文史互证和医史互证方法，研究魏晋南北朝这一段的文学和思想学术史以及医药文化史，读书开课带学生，都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我对参加“陈书”这项工作，原本考虑比较简单，预估这个工作大约3-5年能够完成，之后还可以回头做自己的研究，经短暂犹豫，就接下来了。
毕竟，“二十四史”在传世史部文献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点校本“二十四史”是二十世纪中国古籍整理的标志性成果，可谓泽被史林，嘉惠后学。
对今天的学者来说，能够被遴选参加点校本的修订工作，堪称荣幸，是我们学术生涯中可遇不可求的专业经历。而我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是华南地区高校里唯一能够参与这项工作的历史系，这也能够体现本系史学在全国的学术地位。
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条“不归路”，一做十几年，等完成了，我也要退休了，原来的领域再也回不去了。虽然有小小遗憾，但人生就是这样，也没有可能重选一次。完成了南朝三史的修订，看到三套修订本的出版，内心还是比较欣慰的。
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羊城晚报：从预计的3-5年，到最终的13年。“三史”修订为什么会多花了这么多时间？
景蜀慧：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修订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
当年王先生等在点校南朝齐梁陈三书时，广泛参考了各种版本，综合前人成果，对清代以来学者的校勘成果多有汲取，在标点、分段、校勘订误等方面都有不少创见。
然而如前人所指出，“三书”本身在修撰和版本流传中舛误阙佚讹脱颇多，原点校者虽校订精核，但以今日眼光来看，当时对底本和校本的选择、书中一些文字、句读的勘正，史实的考证等等方面仍有一定遗缺。
近几十年来，陆续有不少学者撰文或做专题研究指出三书原点校本在版本、校勘、标点及史实考证等方面存在的错漏讹失等未尽善之处，说明对原点校本有订误补遗的必要。
然而，一旦展开具体工作，我们很快发现修订并非仅仅是在原点校基础上做一点修补即可，从底本的重新选择确定，到通校参校本的调整补充，都很费斟酌。
差不多从清代以降，尤其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的校勘和学术研究成果，都要广泛收集并充分采纳吸收，在此基础上补充文献证据，订正原点校中的错讹遗漏，大到段落字句，小到每一个标点的处理，都要一一清理复核，其后再拟出详尽细致的修订长编和简练精核的校勘记。
这些长编中不乏对许多史学问题的深入考证和辨析，重要的问题都要经过反复的讨论，所以往往一条校记很短，但是与之相关的长编动辄几百上千字。其间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都远远超出了当初的估计。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当年前辈学者从事“二十四史”点校时的一些条件，我们今天不再具备，比如说，不能像当年王先生他们那样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与当今所有的高校教师、青年学生一样，修订组成员在从事此项工作之外，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繁重学业需要完成，也必须要面对量化考核、修读学位期限、论文发表压力等严酷的现实问题。所以在工作时间的保障方面，我们完全不能和当年的老先生们相比。
大家这些年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基本上都牺牲了自己的业余休息时间。几乎所有参与修订工作的研究生同学都为此选择延期毕业一二年，而按学校规定，研究生延读期间，是没有任何包括奖学金在内的生活收入的。
当然，经历了这些困难之后，大家的收获也很大，这项工作很有效地训练了同学们读文献和处理史料的能力。
修订深入到史学研究层面
羊城晚报：以《陈书》为例，与此前版本对比，今次的修订如何“往前一步”？
景蜀慧：中华书局点校本《陈书》，由王仲荦先生总负责，张维华先生承担点校工作。张维华学养深厚，在中西交通史、秦汉史、历史地理领域造诣尤深，点校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
此次修订，我们通过深入版本调查，比较清晰地掌握了《陈书》早期版本的钞写刊刻补版的基本状态和流传情况，确认了《陈书》早期版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籍原貌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因此，我们改用以静嘉堂本和其他几种宋本拼配的中华学艺社本为底本，将6种仍存世的宋刊本（两种全本、四种残本）和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列为通校本。由于存在相对完整的宋元本和部分早期钞本，有条件和明清版本进行系统的比对，不仅可以比较确切地判断二者的差异和正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探明其致讹之因。
修订中，我们在吸收前辈学者校勘成果的基础上，依靠这些早期版本，对原点校本据明清版本所做的改补删逐一核校清理，纠正原校某些处理不当的地方，凡不宜改补之处，都从底本回改。
另一方面，我们在修订中也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