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机并不是蒸汽机科技创新是怎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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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柯涛蒸汽机其实并不是“蒸汽机”。汽车其实也并不是“汽车”。当然了,互联网其实并不是“互联网”。请相信我,作者绝对是在严肃地说事——实际上,科技创新是怎样发生的,特别是当代高效的科创活动是怎样发生的,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常识。常识在于,我们都清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创新是“蒸汽机”;陌生在于,我们很难说清:瓦特奶奶家的水壶盖,在千万家庭中跳动了上千年,瓦特改进的蒸汽机,也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人类手中。那么,为什么是瓦特的蒸汽机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三体互动”推动人类前行《技术的本质》一书揭示出,技术、资本和实体经济的“三体互动”推动了人类前行的脚步。从“蒸汽机”来看,正因这个技术发明在采矿、冶炼、纺织等行业的应用,它召唤了“一种替换当时以手工作坊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这种更高级的组织方式就是工厂。工厂实际上也是一种技术,一种社会技术。在维多利亚时期,工厂的组织与今天一样,需使用大量社会技术,彼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货币技术、银行技术、股份制技术和商业法制技术,在今天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资本技术和现代法制技术无疑。通过各种社会技术,劳动力从居住地被调集到工厂周边,工人宿舍、工人住房、商业设施因此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工业化城市生长壮大,这就是维多利亚式工业经济的肇端。通过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技术、资本和实体经济是紧密联系的“三体互动”关系,当然,这种“三体”结构主要带来了秩序。对于上述“三体互动”关系,牛津大学新经济思想研究所负责人埃里克·拜因霍克总结说,它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类是物理技术……第二类则是指人们组织活动的方式,例如农业、法律、货币、股份制公司以及风险投资……社会技术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两者是共同进化的。”重点来了,他特别指出,“技术本身只不过是理念和设计”,也就是说,蒸汽机这种技术本身并不是蒸汽机,“事实上是有人需要它成为这种技术……工厂这种社会技术本身并不是工厂,而是有人需要它成为工厂这种组织形式。”拜因霍克说,为了让技术对世界产生影响,人们需要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从概念转化为现实,“在经济领域,这种转变是经由商业实现的。商业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融为一体,并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带入现实世界。”尤为值得引起我们警醒的是,当我们高度重视“硬科技”“大资本”的同时,必须对商业技术给予更高尊重。既不要因为一些创新仅仅属于商业模式的创新,就看低它;也不要仅仅因为一些创新属于底层科技的创新,就仰视它。为什么呢?原因还在“蒸汽机”,在于那些暂时不能“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带入现实世界”的,商业上无法取得成功和认可的技术创新。为什么是瓦特蒸汽机?其实,蒸汽机的历史远比我们熟知的要长。研究显示,人类最早发明的蒸汽机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时期,很遗憾的是,这项已知人类最早将热能转变为机械能的重大发明,据信只用于一种新奇的玩具之上,并没有带来工业革命。类似的例子是互联网。互联网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一个国防项目中发明的,发明之后主要用于学术领域,一直要到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价值才真正被意识到。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单纯的底层科技创新其实并不能带来什么,即便对三次工业革命起到重大影响的百年级技术创新,也需要长时间的技术展开和经济调试,无论蒸汽机还是互联网,都并不是孤例——当然,展开和调试的时间可能越来越短了。例如,瓦特蒸汽机发明于18世纪60年代,但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普及;再如,电气技术于19世纪70年代被发明出来,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普及;互联网和IT技术则也经历了30-50年的预热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场颠覆性改变的完全展开,需要等我们对那些围绕着新技术的活动(企业或商业流程)进行组织,并且直到这些技术也开始适应我们之后才算真正完成。”简单说,就是“只有新技术自身也开始适应企业和人,才到了真正有所成就的时候。”大概可以这样理解,人类在科技创新道路上的行走摸索,就像身处一座科创发明的“巴别塔”之中,塔中到处都是各种科技发明,瓦特的蒸汽机和古希腊作为玩具的蒸汽机均在其中——当然还有别的多种多样的蒸汽机也在塔中——我们以后见之明,固然可以认清二者之间的联系和亲缘,但从经济的角度审视,则大不相同:一方面,当经济不需要它们的时候,二者什么都不是;另一方面,当经济需要它们的时候,经济显然选择了瓦特的蒸汽机,并围绕这项技术完成了经济建构,匹配了丰富的社会组织技术和商业设计技术,以“三体互动”方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换句话说,如果从上帝视角俯瞰(或把这个系统看作一个布尔网络),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进化过程——无论蒸汽机、工厂还是维多利亚工业经济,都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所以,认为“底层科技”可以决定一切,是过度简化和轻慢了进化过程。何况,进化其实是没有什么方向的。为什么是英国?另一个问题则是,为什么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这也不是孤例——新技术体的建构通常都高度集中在某国某地。比如,18世纪英国的蒸汽机;19世纪德国的化学科技;20世纪美国的IT科技——如果你了解量子物理的历史,你当然还会说出哥本哈根。当然,眼下不少人也倾向于把这个套路用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上。布莱恩·阿瑟对此的解释是,对于真正的前沿、边缘和复杂技术来说,创新并不是来源于知识,而是来源于“手艺”,“是一套认知体系:知道什么可能发挥作用,什么不可能;知道用什么方法、什么原理更容易成功;知道在给定的技术中庸什么参数值;知道和谁对话……”举个例子:20世纪最伟大的创新药——盘尼西林。早在年科学家就已经发现一种霉菌可以抑制葡萄球菌的生长,此后陆续有科学家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没有人把这个现象与抗感染联系起来,直到年的亚历山大·弗莱明。无他,仅因弗莱明在一战中做过医生。那么弗莱明可以完成盘尼西林的发明吗?显然不是,13年后弗莱明的发现才成为盘尼西林,实际上这是另外两位英国同行努力的结果,因为弗莱明并不掌握技术实践的转化工具(有的工具当时还没有开发出来),而需要集结高度专业化的生化专家——是的,全世界的生化学家都使用同样的研究期刊,读同样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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