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黄仕忠问上大学时,你是怎么学的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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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仕忠

大学入学不久,外语分班,有英语测试,分出快、慢班。但这与我无关,因为我选了日语。

我在年上的初中。初中时老师也教过英语,但只上了一两节课,就停了。高中时再没学。也没有教汉语拼音,但26个字母却是认全了的。那时很多人以“26个字母也认不全”为豪,就像人们总是大声说“我是大老粗”以示荣光。这意味着一定是工农出身,而与四类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无涉。我还会讲两句英语,一句是“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万岁)”,另一句“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毛主席万万岁)”,是那时跟着姐姐学的。她读中学时,我还在读小学,听她说学了英语,在家里说过这两句,我觉得很新奇,一下子就记住了。

我初中在新山学校,当时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进单位”,有很多人远道而来,参观取经。其中有从省城下放来的大知识分子。比我低一年级的郭润涛,就在那时见过杭州大学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记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镜,镜片像墨水瓶底一样,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厅上写东西。我是听别人说,他是姜亮夫。”省幼儿师范的老师来实习,很喜欢机灵聪明的润涛同学,之后也一直保持联系。新山学校是郭姓为主的新山大队办的,润涛是本村人,才有这样的机会,令我好生羡慕。但这样的“先进单位”,也只教了一节课英语,就没了。后来在“白米湾五七中学”读高中,半农半读,大半时间是采茶叶、护茶山,没开英语课。当时的说法,十分理直气壮: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不考英语;七八年加了英语,但只作参考,不计总分。我参加了考试,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画画,总不能交白卷吧。结果我得了五分,看,这不还是有基础的嘛。(钱志熙批:你真聪明,还是去考了,我根本没想过去考,不然的话,或许也能拿个三、五分。[偷笑]。)

不过要在大学里进英语班,不免心虚。所以毫不犹豫报了日语班。没想到,正是这选择,让我之后的求学道路十分顺畅。

其实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学英语没什么用,英美是敌国,不可能去的,也不会与老外接触;听说日本人对中国研究很深,有许多书,将来也许有机会读;口语是不必要的,太浪费时间,能阅读就可以了。——这也代表了当时一名普通大学生所能拥有的视野。

日语班是小班,大约二十人,年龄相差很大。何一枫、金树良等是老三届,学过俄语,是重头再学。大多数人日语都是零基础。老师姓何,是杭大俄语专业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语,因为取消了俄语课,才改教日语;日语原是她读大学时的副修课。

我们用的是这本教材。

当时没有正规教材,用的是“上海市业余外语广播讲座”版《日语》,封面是浅粉色的,大约是用樱花的颜色,内容浅显,开头是五十音图,正课也是从“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开始的。日语里有许多汉词,一看就认识,读音也都是从中国南方音变过去的,听起来与浙江东阳人说的方言差不多,难怪叫做“东阳(洋)鬼子”。

虽说大家都是从零开始,但几节课下来,差距就拉开了。老大哥们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二岁,我们这帮小毛头,则是十六岁到十八岁,大家跟着读得两遍,就都记住了,但我们到第二课及第N课也还记得清清楚楚,老大哥们则记了又忘。何老师为人很温和,尽量平衡照顾大同学,小同学们就越发轻松了。

广播教材太简单,我得给自己加码。课文就在上课时搞掂,平时则读别的。那时没有日语教材可买,即使有,大多只编出第一册,——这还是因为七七年恢复高考,为适合新形势而组织编写的,我就把校图书馆能查到的都借来读过。记得有一种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专业术语,我就只读课文,专业词汇就跳过去算了。这些教材有一个特点,内容都是讲中国的,要么是中国人写的文章,要么是日本人写中国的事情,似乎是为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当翻译之用(中日建交后,从日本引进许多大型设备,有许多日本技术人员来做指导),并无为去日本生活而学的意思。文中夹杂大量中文译词,索然无味,读着还拗口,记还是不记,常让人为难。

那时尝试过许多单词记忆方法。比较常用的一种,是每天睡前记十几、二十个单词,记过之后,躺倒便睡。早上醒来,先回忆一遍。凡是能回忆起来的,就基本上记住了。也不多背,此后主要借助大量的课文阅读,凡是再次出现并能回忆起意思的单词,经过两次复验,加深记忆,就能真正掌握了。后来读心理学著作,发现这符合心理记忆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时仍继续使用,似乎从来没觉得记单词是一件难事。

我也买了这本书。

自动加码后,日语课变得更加简单,进度太慢,听得让人直想睡觉。但班上人少,何老师在讲课中提出问题时,又经常先看我的反应,我也不能真的睡觉,于是学樊诗序同学用左手写字(他是天生的左手将)。左手笔划不易控制,得集中注意力,就不那么困了。体验到左手写字的艰难之后,对老樊的“左书”佩服得五体投地。

很快,所有日语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语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时“新日本语”教材只出版了前两册,三、四册只有油印本,但比图书馆的那些好多了。稍后,则有一些日汉对照的小册子出版,我买过一册《两分铜币》(黑岛传治著,吴俗夫注释,上海译文出版社,年3月)。

大约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访问学习,有一天,一班的同学把他约来宿舍见面,倪建平来叫我,二班就只有我去了。当时拍了一张合影,是我个人第一张彩色照片。我请他在《两分铜币》扉页上签了名。

一缕阳光,青春洋溢。稻畑拱着手,像个小炉匠。我在后排右二,和任平一样迎向阳光。(照片经张玲燕修复)

记得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人问他会不会开汽车,他说不会,而且他穿的是一双布鞋,一副书生模样,大约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轻人的潮流。20多年后,我们在早稻田再见面时,他已经是头发斑白了。

三年级时,见到七七级同学在复习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开窍,对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如果考上,毕业分配就不用去求人,至少可以“缓期三年执行”。分析一下“形势”:专业课不难,难的是外语和政治。英语全国统一出题,据说极难;日语是小语种,各校自己出题,相对容易。政治课嘛,至少我向来比较听话,每堂课都认真听讲,考个及格应当没问题。这么一盘算,颇有胜算。

结果不出所料,我顺利考上了,而且总分很高,因为日语考了89分!那时为照顾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学考生,外语降到45分,还是有人上不了线。我选学日语,只考笔试,真是小菜一碟。后来考博,升职称,外语也不需费神,可谓占尽便宜。

读研究生之后,何老师继续教我们日语。我和志熙、一新去过她家,发现跟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是前后栋,她先生杨教授教英语,与徐先生是好友。多年后我回杭州见徐先生,先生还说:何老师一直夸奖你们,说你们都是她的得意学生。遗憾的是,我留在广州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见过她。

之后又换成朝鲜族的李老师,他的日语口语很地道,让我的日语听力有较大的提升。

到了新世纪,世界格局大变,我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机会!年4月到年3月,我赴日本创价大学作访问研究,得以遍访日本各公私图书馆,调查、著录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后来又多次访日,后续完成调查、复核,编成《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其中得意之处,是以往多见日本学者为中国所藏文献编目,我却是为日本所藏文献编了目录。又选择那些珍稀文献,分成数次影印出版,同时就有关问题作了研讨,出版了一本专著。

在这项工作中,我的哑巴日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口语没学好,限制了我与日本学者的深度交流。

比较得意的是,我曾用日语做过一次演讲,很成功!对象是创价学会所属北海道幼儿园的小朋友。时长约五分钟。我在前一天下午接到通知,代表中国教员作演讲,晚上花了几分钟时间拟了演讲内容,请创价国际科的轻部女士过目,她只改了一两个词,说可以了。大致内容是:我的儿子今年四岁,和你们年纪相同,他很希望到日本来,也欢迎你们到中国去,希望你们能成为朋友,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演讲结束后,国际科主任大为赞赏,说:黄先生,您的演讲别具风格,很有亲和力。同行的厦门大学日语系雷教授则在点头示意之后,微笑着对我说:昨天怕是准备了一宿吧?

后来,我重访早稻田大学,正值文学部召开学术年会,请我发言。我先用日语作了问候与自我介绍,后面则仍用回中文。结束后,几位早大教授故作惊讶地说:我们都以为你是要用日语完成演讲了呢!

遗憾的是,英语只是作为二外学过一点,应付了考试,就还给老师了。当我有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交流时,却只能裹足不前,因为语言不通,不能在欧美国家生活,无法独立展开文献调查。

幸好我的学生外语都很好,不仅能阅读翻译,也能自如交流。我想了很多办法,让博士生走出国门,所以我的学生大多有海外访问学习的经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了解世界,要让我们工作跟上国际潮流,就必须走出去。外语作为交流工具,不可或缺。最近听到有人主张中国人不必学外语,我就只能呵呵了!

各位老同学、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大学时怎么学的外语吗?请说来听听,或许可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经历,以及想法、做法,也有助于他们睁大眼睛看世界。

一、老同学的回音

吕立汉:读大一时先来个英语摸底考试,根据考试成绩进行分班,大致切了两刀,分成三段,成绩在上段的进英语快班,中段的入英语慢班,低段的学日语。

钱志熙:

黄仕忠我也是学日语。你学得比我好。樊诗序、杨星有基础,学得最好,我一直没认真学习,全靠考硕、考博逼出来。后来去日本三年,会话、阅读问题不大,写作还是没练。所以还是写不了日文。但我在汉字训读方面不错。

黄仕忠:在大学时,没有收音机,更不要说录音机,所以完全没有口语训练。在日本时,到处去查资料,没有时间学也没机会讲,所以依然开不了口,写作更不用说了。好在翻查阅读了大量文献之后,某一天忽然觉得容易看懂了,不借助字典也能读个七七八八。最易读的是明治时候的古日语。当代的,汉字太少,没了拐棍,有大量外来词,就读不太懂了。

许贺龙:

黄仕忠我也是学日语的。初中没开英语课,高中读的也是五七中学,忙着学农机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是名副其实的26个字母认不全。好在高考时对外语不作要求,根本就没有进外语考场。兄在文中引用的顺口溜,我记得的版本是:“我是中国人,何必学英文,不学ABCD,照样建设社会主义。”

进大学时,恰逢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学校允许在英语和日语之间自由选择(也不是立汉兄说的由测试成绩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就选了日语,动机很简单:不输在起跑线上,日语是大家都没学过的。期间有学兄劝我改学英语,说是英语用处更大,而且慢班很容易赶上。但我还是不为所动。

教我们日语的何老师确实很柔和,上她的课感觉轻松愉快。只是当时的教材太简单,而且也没有口语练习,以致学的完全是哑巴日语。后来读研究生也只好继续学日语。对当初的这个选择,后来还是有点后悔了,工作中与老外接触比较尴尬,和日本人交流听说能力不行,和其他老外交流只好当菜鸟。

钱志熙:选择学日语,一是因为中学只上过一学期英语,等于一点基础都没有。二是看到那么多汉字“错别字”,觉得这不难,认为日语好学。上当就在这里,结果越学越难。到东大任教时,同事客气地说:终于来了一个会说日语的钱老师,又喜欢我们日本文化,不像前面的老师,到了日本只找中国的东西。可是他们从不跟我说日语,我只好每到周末,就到银座的画廊跟人说话。一个一个画廊地转。办画展的人,总是很热心地接待的。可也有一两回有点尴尬。有时说到一些较难懂的词,人家用英语来解释,这时有点不好意思。人家认为东大老师不可能不会英语。[捂脸]。

方一新:当时学日语的有差不多二十人吧。感觉一个小教室里,坐了不少人。

吕立汉:我们寝室除小军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学日语。许大帅伊利哇啦念得最响,耳濡目染之下,我的英语口语不知不觉地就带上了日语口音。

许贺龙:

吕立汉我这东阳人不说东洋话,岂有此理?——那么我们寝室学日语的比例是4/7,估计是最高的!

吴朝骞:

吕立汉“人民公社”,日语跟温州话也挺像!

钱志熙:“人民公社”跟温州话还不算像,跟缙云话像不像我不知道。跟温州话完全一样的一个词,就是“柱礎”的“礎”字,你用温州话念一下。就是地道的日语。

吴朝骞

董小军:年我上初中,所读学校叫慈溪县印刷厂五七学校,“文革”前是慈溪实验小学,之后设了初中部,即所谓的戴帽中学。没想到,学校竟然开了英语课,授课的是一位毕业于师范英语专业的女教师,可惜的是,只教了不到一个月就调走了。

之后,来了代课教师,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女孩,奉化人,好像是学校一位老师的外甥女。女孩代两门课,英语和地理。一次上地理课,讲亚洲地理概况,她一边照着课本念“朝鲜最大的岛是济洲岛”,一边在黑板上写下“济洲鸟”三个字,后来,我们就叫她“奉化鸟”。她教英语,把字母C念作“西”,把W念作“特别刘”,这与之前那个师范毕业女老师教的读音完全不同,一听就是典型的宁波腔英语,于是这个代课老师有了另一个绰号:特别刘。

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马振扶公社事件,学校干脆停了英语课。高考了,幸亏英语成绩不记入总成绩,但至今记得英语得了41分,好像蒙对的概率稍高了些。

虞卓娅:学外语我很差。你可问问沈澜。她当时每天规定自己背几十个单词,好像还挂在蚊帐上。我的外语基础几乎没有。而我的眼睛上大学之前就有毛病。我常常看不清英语单词里面是有一个S还是两个S,我看东西有叠影。中文问题不大,英语就麻烦了。我七八年高考,放弃了考英语。英语试场没去。我觉得,我当时应该选修日语的。因为杨星也是选修日语的,我还可以请教她。哎呀,我当时真笨!

沈澜:英语从初中开始学的。尼克松访华后,英文就更流行起来,我们住的院子里有个男生,天天大着嗓门用英文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高考时,英语成绩还可以,大学外语课自然就选了英语,学得一般般。没想到后来到了美国,大半辈子就在中英文两种语言中折腾。

朱承君:关于学外语,我们这一级可谓天差地别,有已经当过英语老师的,也有目不识丁的。我输在了人生起跑线上。中小学时期没学过英语,应该认得26个字母,但读起来肯定是宁波口音,到大学从零起步。拼音也是如此。还有比我基础更差的吗?

郑广宣:那时候在外语课上,我最讨厌有些基础好又学得好的,在老师面前说要加快进度、加深程度,因为原来的程度和进度我们都跟不上,一加快加深,咱还怎么学?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于是就想办法通过考试吧。所以到现在不仅只是说不了,也看不了,更听不了。

朱承君:选择学英语,是因为不喜欢学日语;不喜欢学日语,是因为讨厌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错别字”。

黄仕忠

郑广宣:

朱承君第一次英语摸底考试,其中有一道题是默写26个字母,有一位同学问:老师,字母顺序颠倒了要不要紧?老师回答:最好不要颠倒,最好不要颠倒。你知道这位同学是谁吗?——

朱承君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朱承君:关于学英语,忍不住还要补充一些:

上大学时虽然英语零基础,但能迎难而上,昏天黑地背单词,后来的考试都能顺利过关。工作以后也没放弃,先后学过《跟我学》《英语句》《新概念英语》和英国版的教材,以及英语改错等考试类教材,也看《中国日报》等。一度还练习英语写作,根据电脑学习软件给出的句式,每天写一小段文章。年后有电子邮件,就多次发给在加拿大的尚建姐和在美国的中学同学。

后来参加中国社科院的经济法研究生课程,专业课全过了,但最终止步于英语。虽然也下了死功夫,但突然想明白了:我把大量精力放在英语上值得吗,获个硕士学位又不能加工资提职务,我干嘛要浪费时间,即使英语考试通过,事后还不全忘?因此毅然放弃。

现在家里书柜里还收藏着学过的全部英语教材,不舍得扔掉,偶尔大脑中也会跳出几个英语单词,表明咱也是学过英语的。

魏丁:小学三年级开始上英语课,就是“LongliveChairmanMao”,“ALongLongLifetoChairmanMao”那种英语,开蒙算很早的吧。初中还跟着收音机学广播英语,但是始终没有学进去。高考英语卷子,大概得20多分?

大学里以为有些基础,稀里糊涂的跟着去选了英语课,分在中级班,其实跟不上,学习很吃力,天晓得后来是怎么混过考试的。

工作后还试图跟着《新概念英语》学,磁带和书都买了,但还是没学进去。

后来读硕士,准备了躺平了,外语考试是看一部原版电影,恰好是看过的,熟悉的画面、熟悉的故事,连蒙带猜,就这么过来了。

到芝加哥交易所培训。过海关时说NoEngIish,把对方惹毛了,差点不让我入境。正式的培训有大陆过去的博士陪着,没有交流障碍。

其实我应该蛮有语言天赋的,刚工作时跑遍所有的浙江县城,在台州和丽水,还有衢州,听着方言,我可以给杭州的同事当翻译。但是英语就是不行,不会说,说不会。

这本事可能是被我爸占用了。他一个小城出来的初中生,居然在工作中自学了俄语、日语、英语,我上大学时,他还兼任了他们这个专业的全国性编译半月刊的编审。

凌凌:初中的英语老师是县中学的老教师,教得比较认真。高考根本就没有时间复习英语,考最后一门英语是下午,中午吃好中饭,我大嫂(初中英语教师)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简单说了一下什么单数复数,什么倒装句,陈述句、疑问句,我们就上了考场。半个小时后这个考点所有考场就剩下我一个人。我本来想把时间坐完再交卷的,但我另一个考点的插队朋友考完了提前跑到我这个考场来,老师赶都赶不走,我只好提前半个小时交了卷,居然还有30分。入学想都没想就报了英语,分班测试考试后还分在了快班,前期很轻松,后期有点累。

好像快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有了三级四级英语考试,可惜没有想到去考一下。后来给杭大对外教育系(部)的留学生教汉语,这些人的水平很低,我当年在农村教扫盲班、教小学的技巧刚好用上,当时学生很有好评。对外教育系的负责人就跟我说,你只要有3级英语的证书就可以调到我们这里来。那个时候有点后悔当初没有去考级了。

我们当年学的英语没有听力课,很难跟人对话。年前后我在北京培训期间,和几个东北的老师一起爬长城,中途遇见两个金发碧眼的女老外,看看一大把年纪了,登山如履平地,东北一个体育老师就缠着他们问:你们几岁了,对方一脸茫然。我在边上一再提醒不要问年龄,东北老师不理解,坚持一路问同一个问题。我看看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用英语先说对不起,然后转述了那老师的问题。两女老外听我的转述才恍然大悟,然后一脸惊喜。我说完那句英语就一个劲冲到最前面,因为我其实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很怕对方以为我懂英语继续跟我交流,然后轮到我像个白痴一样一脸茫然。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囧]。

凌凌:

吕立汉,准确地说,我们当年学英语没有听力课。[捂脸][呲牙]。

吕立汉:你当年学英语真的没了听力?[偷笑]

吴朝骞:

黄仕忠你记住的第二句英语,我们译成“祝伟人万寿无疆!”

黄仕忠: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但是到现在还不会写。现在是学生帮我补的。[呲牙]。

吴朝骞:

黄仕忠说起学英语,一言难尽。中学四年、大学三年、干部进修班一年,除正式学历8年外,不知用了多少时间。但是,觉得和英语越来越远。我觉得是学习方法的原因。一句话,哑巴英语。

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不考外语,第二次不计总分,为省时间,选择放弃。进校后,英语测试考了60分,被分在英语快班。教材《许国璋英语》。

任课老师李志华,非常尽职尽责。他进班的第一句话是:“mynameislizhihua.”他用了很多方法提高我们英语水平和能力,如英语写作要求我们用英语思维,不要从中文转为英文;鼓励用英语写信,等等。

我对英语的重视甚于其他专业课,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学期间还订了《北京周报》,买了很多英语读物,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语广播等,架势很大,大学英语成绩比较好。但是越学越没有了信心,关键是听不懂!

看出我的焦虑,同寝室的仕忠兄不止一次地鼓励我:外语没什么难的,我们都觉得围棋很难,你不是下得好吗?我觉得被英语语法绕得晕头转向,有心理阴影。我只要一开口,先想到时态、语法,然后怀疑自己对不对,然后不敢开口。一听英语,听到几个词语,也陷入语法怪圈,恶性循环。如此反复,失去信心。

实际上工作后也有看英语读物,仅此而已。年第一次出国,随团的翻译说,你英语词汇不错,为什么不敢说话呢?我说,一个一个词语可以,整句就听不懂、不会说了。现在在家里也看美国电影,但离开英文字幕就看不太懂。也听英语歌,会唱几首熟悉的如《草帽歌》《我心永恒》等。

退休后出国自己当翻译,没有用手机,购物、问路都自己先想好,再说话,人家听不懂呢再比划。

主要是个人原因,同学中吴存存、沈澜等当年英语基础应该差不多,现在写作、沟通不在话下。

黄仕忠:我读研究生时的理科同学,学的英语,口语不自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见了老外不敢开口。后来发现几个日本人哇啦哇啦在讲。一听,要是这个样子也行,那我也没问题!于是他也就大胆讲了,于是发现自己真的就可以讲了![呲牙]。所以,第一要胆大敢讲![偷笑]。

吴朝骞:Wheredocorrect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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