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灿先生不幸去世那天（年6月7日16时25分），我正在长沙公干，接到刘安志君的电话，听闻噩耗，惊恸之状难以言表。去年10月中下旬，我在武汉大学调研，得知国灿先生住院开刀，医院探视，见术后恢复尚好。今年3月25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再次见到国灿先生，言谈举止，也未显异样。没想到两个多月后，竟成永诀！天道无情，何弃我之速耶？
我于武大唐门诸师友，书信往还最多的，莫过于国灿先生。这自然与长期合作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以下简称《文书》）有很大关系。唐长孺师领导并具体主持《文书》整理出版工作，功劳卓著，我曾撰《唐长孺先生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一文[①]，予以部分介绍，人所熟知，无须赘述。而国灿先生对《文书》释文本整理，特别是对图文对照本（名称解说见下文）修订、出版乃至获奖，所作的卓越贡献，则知道的人似乎不多，有必要予以介绍，俾学术界增加了解。
图文对照本修订的中坚
唐师属于传统学人，尊礼重教，一向有信必覆；倘若因故未覆，下封信必首先解释未覆的原因。在这方面，武大唐门最能继承唐师“衣钵”的，是国灿先生。也正因如此，唐师晚年，眼力益衰，我的不少来信，常请国灿先生代覆。唐师眼睛难以视物时，为免唐师费眼，我也都是直接给国灿先生写信，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请国灿先生转告唐师。这是我与国灿先生书信往还最多的主要原因。而我与国灿先生的书信往还，很长一段时间，基本都是谈《文书》图文对照本的修订和出版，当然，有时也会涉及整理组内外的一些人事。
我是唐师“文革”后招收的首届研究生。年9月入学，第一次面谒唐师，唐师就告诉我，我将来毕业分配，是去北京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协助唐师及整理组诸先生，完成《文书》整理工作。我当时懵昧，不谙世事，并未理解唐师此举的深意。后来才知道，在大陆，集体项目牵涉各方关系，能够善始善终者属于凤毛麟角。年10月，经周恩来批准，王冶秋主持，在北京相继成立了《文书》与《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三个整理组。但在20世纪，仅《文书》释文本全10册、图文对照本全4卷，至年全部出版完毕（释文本10册，本文简称“文书一”至“文书十”；图文对照本4卷，本文简称“图文壹”至“图文肆”）[②]。《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工作很早就止步不前，都是到了21世纪，有关单位不得不重新组织班子进行整理，前书刚刚出版[③]，后书何时能够出版还未进入议程。可见集体项目之难做。
唐师是位极其谦逊的学者，开始整理《文书》时，就决定，出版两种本子：一种为释文本（当时称平装本或录文本），属于向学术界征求意见的本子；一种为图文对照本（当时称精装本或图版本、图录本），属于根据各方意见进行修订的最终定本。珞珈山唐师故宅保存一份由唐师亲笔书写的名为《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规划》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申报书”，写作时间应在年4月之后。其“主要研究阶段”专栏下将工作分为如下几个阶段：“前阶段自至[19]80年初步完成全部文书的碎片拼合，录文的标点、定名工作。至[19]85年平装本十册全部定稿、出版。至[19]85年精装本第一、二册完成摄影及录文修订工作，并于[19]85年前出版；三、四两册于年出版。”重点在后面的精装本，亦即图文对照本。可见图文对照本是唐师晚年最为重视的工作，而这项工作只有交给自己的学生才最为放心。
年秋、冬之际，我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就北上，到北京沙滩红楼报到，成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正式员工。离开武大前，唐师找我谈话，说：“《文书》俗别字和特殊符号较多，无法铅排制版，目前是请退休的邵怀民先生抄录制版。为了保证质量，曾经制定一个工作原则，即：邵先生抄稿前，先由新疆考古所的李征先生将释文与原件校核一遍（当时李先生保管原件）；邵先生抄稿后，再由新疆博物馆的吴震先生将邵抄件与释文校核一遍。你参加《文书》整理，暂时主要是协助李征、吴震两位先生，从事校稿工作。”我铭记于心。
正式工作之后，我发现，唐师虽是古文献研究室的主任，但由于只是兼职，而且每年只在寒暑假来京，日常工作实际由书记王东明负责。王书记有时直接给我安排工作，特别是在李征、吴震两位先生返新期间。李先生很高兴，给唐师写信，希望我能代替他，承担邵先生抄稿前的与原件校核的工作，以便他能专心拍摄图版。文书一至文书三，出版时间都在年，即在我到古文献研究室之前，就已出版。李先生提出，我的校核原件工作，可以从文书四开始。唐师是否同意，我不清楚，总之，从年1月开始，我就由王书记安排，每天上午在李征先生的办公室，做校核原件的工作了。从事出土文献整理研究，能够见到并触摸原件，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因此，我工作很有干劲。有时上午校核原件，下午校核邵抄件，忙得不亦乐乎。但没想到，由此引发一些误会。
我这儿保存的国灿先生第一封来信，是年12月3日，很长，写满4页纸。起因是，吴震先生原籍江苏，早年曾供职南京博物院，一直想回内地，当时惟一的可能，就是调古文献研究室。唐师不管人事，也无实际权力，此事由王书记办理。大陆年后，对北京户口管理很严，调人进京并非易事。王书记最终也没办成，这是后话。我到古文献研究室后，与吴震先生在同一间办公室，关系一直很好。我对吴先生极为尊重，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坚定认为，吴先生是新疆研究吐鲁番第一人[④]。吴先生由新返京，见我在校核邵抄件，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就怀疑王书记的这种安排，是想让我取代他，目的是不想调他进京。为此，吴先生给国灿先生写了一封信。我后来也有所察觉，故不久也给唐师写了一封信。两封信说的是同一件事，引起唐师和国灿先生的重视。国灿先生在前揭给我的信中描述道：唐师特别将他召到家中，让他看了我的信，他也向唐师汇报了吴先生给他的信的内容。唐师说：“可见前段时间，我强调王素协助、而不是代替他们的工作的考虑是对的，当时就怕他们有这种想法。”国灿先生给吴先生回信也特别解释说：“唐师和我们一直坚持去年《文书》工作会上的原则：邵抄前李征校核一遍，邵抄后吴[震]校[核]一遍，王素可从旁协助你们二位的工作。”消除了误会。可见国灿先生为了整理组的团结，做过很多工作。
我这儿保存的国灿先生第二封来信，是年2月29日，更长，写满六页纸，是关于图文对照本修订事的信。按照前揭唐师亲自拟定的“六五规划”，从年开始，我就负责图文对照本的编辑出版工作了。关于图文对照本修订工作，我曾在图文肆的《编后记》中简单介绍，大致是由国灿先生归纳提出，唐师最终审定，我具体执行[⑤]。因而在此之后，我与国灿先生的书信往还就明显多了起来。我首先编辑图文壹，计划收文书一至文书三的文书。但这三册文书，由于先后校稿工作都不太理想，问题很多。我给国灿先生写信，提出应与照片重新校核，并询问整理组内部相关校订的情况。国灿先生回信先说：
精装本开始全面的校订，很好。平装本第一册有[王]去非的校记。二、三册是吴震校的，他都写有较多的校记，只是每册勘误表只刊出了其中一小部分。吴原写的校记，一直在他手头，可在他的办公桌内找找。可是，吴现不在京。我与唐师商量，是否请朱[雷]、程[喜霖]一起来校一下。唐师说：“这不行，我们手头没有底稿本，无从查对，还是王素对照底稿本和邵抄本对一对。”我想，此事只有烦你操持办一办。好在平装1至3册均已照齐原件照片，干脆你从第一册到第三册，全部从头到尾虑（滤）一遍。你心细认真，肯定能纠正许多误漏。吴震的二、三册校记，据我当时印象，仍有一些遗漏刊误处，不能仅凭该件。
接着用了一页半的篇幅，以第二、三册为例，列举需要修订的文字和标点，约有三十多处，说：“以上是我翻阅时所见，差错处当然不止这些，可见从头到尾核对一次照片来校订之必要。唐师也赞成你这样做。”接着又用了两页的篇幅，针对《前言》和墓葬编排等，列举需要修订的文字和应该调整的墓葬，约有十馀处。最后说：“唐师很关心精装本的质量，你尽量认真搞细一些好了。”
我编辑图文对照本，遵唐师和国灿先生嘱托，也尽量认真仔细。编辑图文贰时，发现文书四所收《唐贞观十八年（）西州高昌县武城等乡户口帐》（文书四-页），共17行，由两个断片（20/4、20/5）粘接，但实际是两件文书：前15行为一件文书，后2行为另一件文书。我已做主，请李征先生将两件文书拆开，并分别拍摄了图版（图文贰-页）。我给国灿先生写信，汇报了相关情况。年6月20日，国灿先生回信说：
来信收到两天了。第四册页文书问题，经与唐先生商量，既然照片已分开拍摄，也就分作两件，分别拟题为：1-15行这件可拟为《唐贞观十八年（公元六四四年）西州高昌县某乡户口帐》；16-17行拟为《唐西州高昌县武城乡户口残卷（帐）》。这样一来，文书号也得分别标明。16-17行的这一件在单独成件后须加一说明，在排列序列上，可紧靠于十八年某乡户口帐后。
我后来在《唐西州高昌县武城乡户口残帐》前加题解云：“本件原与前件粘接。”
我在编辑图文对照本时，仍兼顾尚未出版的几册释文本的校核工作，常常发现问题。此外，发现释文本出自众手，体例不一，文字表述也不统一。我给唐师写信作了汇报，希望在编辑图文对照本时，能够顺手做一些统一体例和文字的工作。年6月5日，国灿先生回信，写满四页纸，摘录几段如下：
你给唐先生的信，收到后，唐先生找我商量，已有一周多了。本当立即遵[唐师之]嘱，给你写信，由于这一周本室忙着接待谷川道雄的学术交流团，故延误至今。
第十册，邵先生原抄好一部分，所缺[释文]者及[文字]有出入的抄件，唐先生说，不必为这几件专门电请吴[震]至京，因已有照片在，请你将照片找出核对，或补抄就行了。
精装各册文书的时间断限，与墓葬时间略有不同，是须作出说明。唐师说，请你根据编定本中每本最后有纪年文书作一说明即可，上限也可查检作说明，这样每册都有有纪年文书的起止年代。
平装第四[册的补遗]、第九册中的附录，因是后来发现补录的，现精装本时，按墓葬时限并入其中，唐师说也可加以说明之。
《凡例》中有些文句不符合精装本内容者，当然都须删改。精装本由于有图版与录文对照，故每件文书在平装本中录文标示的“前缺”、“后缺”，均予省去。唐师说，像这类不符合精装体例者，均请你大胆修改之。
有了唐师的“尚方宝剑”，国灿先生的全力支持，我对图文对照本的体例和文字做了力所能及的统一工作。但由于《文书》是邵怀民先生抄录制版，每改动一个字，都须请邵先生在抄件上挖补新写，十分麻烦，有时也存在因问题不大而将就的情况。当然，这个责任应由我负，与唐师和国灿先生无关。
我给唐师和国灿先生写信，国灿先生给我写信和回信，共同商讨图文对照本修订问题，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类信件很多，丛脞蕞尔，这里就不一一引述了。总之，没有国灿先生的辛勤劳作，无私奉献，图文对照本修订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
年9月16日国灿先生从武汉大学来信
这里插叙一事。年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池田温先生来古文献研究室访学，逗留一个月，本室领导让我负责接待和陪同。由于池田温先生提出，逗留期间，还想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领导又安排曾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的本室古文字专家林小安先生协助我处理相关事宜。9月16日，国灿先生来信，说唐师原本准备亲自到北京迎候池田温先生，但因肠胃旧疾复发，需要静养，难以成行，决定派他代表唐师协助本室接待池田温先生，他已购21日火车票，22日上午抵京。这样，我与国灿先生就有了一个月的相处时间。包括：10月1日国庆，我在东城区工体北里旧宅设家宴招待池田温先生，请国灿先生及吴震、张弓、林小安等先生作陪。10月10日，我与国灿先生、林小安先生陪同池田温先生去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很多公私时间都在一起。关于图文对照本的修订，自然成为我们两人的主要话题。而当面探讨，也节省了很多书信往还的时间。可见本文说国灿先生是图文对照本修订的中坚不是虚誉。
年10月10日文津街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合影（左起：王素、陈国灿、林小安）
还有一事需要提及。年10月，文书十出版，《文书》释文本全10册至此全部出版完毕。一次我去中华书局办事，见到主持《文史知识》编辑工作的柴剑虹先生，谈起此事，他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应该纪念一下。于是我们商定，在《文史知识》年第8期，开辟“纪念《吐鲁番出土文书》出版”专辑，由我负责组稿。年后，《文书》整理组只剩唐师、国灿先生、朱雷先生、程喜霖先生、吴震先生、李征先生和我七人；年7月29日，李征先生不幸去世，此后仅剩六人。我计划组稿十篇，这六人一人写一篇，另外再请对《吐鲁番出土文书》颇有研究的杨际平、严耀中、谢重光诸兄与内子李方各写一篇。我根据他们的研究领域，拟了十个题目，并根据《文史知识》的普及性质，拟了四点写作要求，然后于年4月上旬分别写信约稿。
国灿先生最为积极，收到信后，即于年4月10日回信说：
《文史知识》要出专组文章，由你组稿，全力支持。同意你的安排。我和朱雷同意你定的题目，力争5.1前将稿寄给你。
十天后，4月20日，国灿先生即将文稿寄给了我，附信说：
本月10日曾奉一函，想已收到。为了支持你的组稿，立即围绕文书中契券问题动手写稿，尽量努力按你信上说的四点要求写，现将稿子随信寄来，从题目到内容、到字数，如有不合处，就请代劳修改好了，目的在于宣传《文书》。唐师说：组稿十篇，新疆方面，无论如何也要请吴震写一篇。……不知你是否有此安排？朱雷处，在4月7日接读你信当日，便将信给他看了，他答应写，按时寄来。他现在事情杂，我怕他忘，4月18日我又催了他一次，他说正在写。原本想等他稿子写好，一起寄来，但不知等到何时。他有个拖拉的毛病，所以我先将自稿寄给你，以供有修改的馀地。
最后，唐师因眼睛濒于失明，写不了；朱雷先生据说写了一半，没有续写。组稿八篇，如期刊出[⑥]，受到学术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