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记者严粒粒
春天，阅读的季节。继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4月23日到25日，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在浙江举行。
浙江的经济强，文化也盛，全民阅读气氛浓郁。年，浙江居民综合阅读率为91.0%，超全国平均值约10%。
凭什么国家级阅读大会落地浙江？这多出的10%里，藏着多少浙江人爱读书的秘密？
历史埋基因
悠长的历史，厚培了浙江人和书的情感。
《越绝书》，我国地方志的“鼻祖”。书中记载着多年前，越王勾践“昼书不倦，晦诵竟旦”的刻苦。大约，这就是古越文化的发祥地上，最初的阅读故事。
“书香浙江”的序幕，从此开启。
随着西晋、唐、宋时期，北方战乱带来了三次“衣冠南渡”。南迁的百姓迁来了生产力，原先的“七山一水二分田”也成了鱼米之乡。山好水好、生活惬意的浙江，收获了文人的偏爱。光浙东唐诗之路上，就有位唐代诗人留下诗歌多首。
尤其南宋定都杭州后，浙江迎来了文化大繁荣。读书，逐渐成了日常。
那时，杭州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已经普及，大大提升了印刷效率，书更易得，也更亲民。浙江也已经是全国的刻书、藏书中心，“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至今都是学界共识，此后相继建立的天一阁、文澜阁、嘉业堂、玉海楼“江南四大藏书楼”也全部位于这里。
当时，浙江发达的出版业还萌发了书商们的市场意识。南宋临安城中的棚北大街就是书铺一条街，氛围堪比今天书市、书展的热闹劲。
浙江人好出书，也好读书。
因为重视教育，明代的浙江书院达到余所，到清代浙江书院多达多所；隋至清年间科举考试录取的登科人总数11万人左右，其中浙江进士就有1.7万余人，超过全国十分之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和观念，至今在浙江民间代代相传。
量变引起质变。时间走到近现代，“书香浙江”的高原之上，崛起了一座座高峰。鲁迅、茅盾、郁达夫、徐志摩、艾青、穆旦……浙江籍作家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壁江山，成就和国民度，决定了他们就是天然的“阅读推广人”。
与此同时，这群文豪的人生与作品还传递着更深刻内涵——
沿海的浙江，率先受到列强的荼毒，也率先扬起“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气。且不说鲁迅的几乎每一本都是爱国主义，就连吟唱着浪漫情诗的徐志摩，也有一颗赤子之心，曾立志出国是要”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再别康桥”的目的之一是追随恩师梁启超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计划”。
有了几分骨气的“书香浙江”，因此越加清醒地认知到：读书不只是一个人的小事，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事；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
这，也奠定了浙江看待“阅读”的格局。
杭州图书馆坐满了前来阅读自修的市民（资料片）
打造大“书房”
观念是会决定行为的。在“全民阅读”“文化惠民”之类概念形成之前，浙江人已经行动起来了。
天一阁的藏书再好、再多，也是私家的，曾经多年不对外开放。这是很长时间里，一众藏书楼的共性。直到清末，绍兴乡绅徐树兰捐献私人藏书7万余卷，在家乡建起“古越藏书楼”，并正式向公众开放。自此，中国第一座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诞生了。
藏书楼到图书馆的转变，源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社会在加剧转型，有人沉沦、有人迷茫，有人徘徊，有人觉醒。以读书启智、医愚，是每个国民的权利，也是时代之需。
浙江人向来对时代更迭有极强的敏感性。
时间走到新世纪。先富起来的浙江人，对精神生活的质量和便捷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城市用15分钟、在乡村用30分钟，都能走到哪里？浙江的答案之一，是走到一个有书的地方。
有时，你可以遇见一个图书馆。
还记得几年前，全国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