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6视频：荣新江谈求学时代逛书店的经历（来源：悦悦文化）(13:16)近日，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第一讲傅杰邀请到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荣新江。荣新江教授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敦煌学十八讲》《敦煌学新论》《辨伪与存真》《归义军史研究》《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等。荣新江在讲座现场骑单车在北京逛书店讲座伊始，荣新江讲到自己年上小学，到年中学毕业都“几乎没有念什么书”。他笑称“文革”期间因为没太多书读，所以把五种版本的《水浒传》都读遍，对一百零八将倒背如流，也因此培养了对历史人物的兴趣，选择考取北大历史系。因为中学图书馆的书被管理员都扔了，只剩下科技史相关的书，荣新江早年便接触了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史、数学史等书籍，于是在北大第一年也将时间都花在读科技史相关的书。“但读到最后读不动了，我根本就进入不了理科的计算，因为在中学没怎么好好学习。”荣新江回忆道。恰逢这时候北大开始开班讲敦煌吐鲁番研究，他就“一头扎进了敦煌吐鲁番的故纸堆。”荣新江分享的是他通过手机找出的一系列图片，其中第一张便是北京的中国书店分布图。那时除了在北大享受良好的图书资源，荣新江还大概每月一次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大学出发，“骑到车公庄，从关园插过来，上地安门大街，然后从五四大街这边先到文物出版社的门市部，然后到灯市西口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门市部，再到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门市部……”荣新江借助一张中国书店分布图回忆，“这灯市东口除了卖中国传统的古书之外，它有个门帘里面有个屋子，里头就是卖盗版书的，比如我们学日语的《广辞苑》是5块钱，《牛津英汉双语词典》也是5块钱。如果没有那些盗版书，中国那一代真是出不来那些外语人才的。”灯市东口还有古旧的西文学术书籍售卖，如年代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墟记》《沙埋和阗废墟记》，荣新江当时一个月仅有13块钱助学金，“买不起，只是去看”。“东单有一个中国书店，然后骑车沿着长安街走到六部口，六部口有个书店是专卖杂志的，如果你要《世界宗教研究》的某篇文章，就得去那儿找。再南下一点就到了琉璃厂，之后再到西单的中国书店，再到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新街口的中国书店是中华书局的书直接从印厂运过来的，价格特别低。”“在灯市东口有一个锅贴店，基本是中午吃一顿锅贴，然后骑着自行车走这么一圈。其实不是以买书为主，而是去看书。因为一本新书要进入北大图书馆编目的话需要半年时间，而一个月骑一趟自行车就能看到很多新书。”荣新江那时专挑单行道、有树荫的路，大约一小时便可骑达灯市东口。这在今天的他看来是不再多得的愉快日子。学生时代从未停止借书翻书荣新江回忆那时北大图书馆馆藏丰富，特别是西文书籍：由于国家经费有限，如博士生购书款全部交由北大，购买书籍后再向全国其他高校开放。当时北大学生一人一次可借10本书，荣新江几乎没有停过借书。他常常拿着一个塑料网袋，“跟打鱼的人一样，”背着一堆线装书。他的老师张广达先生告诉他要不停地翻书，一本一本地翻。他不仅将敦煌卷子翻过三遍，其他很多书也翻过多遍。因为借期只有一个月，很多书都是还了又借。北大图书馆的借书卡荣新江展示了北大图书馆的两张借书卡片，一张有他的学号，另一张上有他的名字。“我们不敢在借书卡上写名字，写名字的一般都是季羡林、耿世民、马雍、张广达这样的人物。我借的中亚史的书他们也都借过。图书馆很多书上都有我的学号，有的在宿白先生的后面。”荣新江笑称其实这样的一张卡片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海外寻书研究生最后一年，荣新江去荷兰莱顿大学访学，当时他不到25岁，有资格购买欧洲铁路联营票。有了这张约合人民币多元的联营票，他可以在一个月之内随便乘坐火车，北到赫尔辛基，南到卡萨布兰卡，东到伊斯坦布尔，西到海岸线。他走访了巴黎、汉堡、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柏林、不莱梅等地，背着双肩包周游欧洲列国两个月。荣新江认为欧洲没有中国这样的逛书店文化，读书主要还是依靠图书馆，而且书店规模都很小。他每周都去莱顿的Brill书店（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出版社），星期六Brill书店租给一个小伙子卖旧书，“那时贵的也买不起，便买一些一荷兰盾一本的抽印本，而这些抽印本往往是有名家题赠给某个著名教授的，教授去世后便卖出，买到合适的也会回国赠送朋友。”（关于Brill书店的更多往事可参见荣新江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3年第3期的《学术精品的追求——莱顿的布瑞尔书店和它的出版物》一文，或后发表于网络的《莱顿负笈正少年（三）》。）走遍西洋东洋后，荣新江收获最大的还是东京的神保町书店。若没有其他安排，他每年三月底到四月初都会去一趟。根据他的介绍，三月底是日本教授退休的节点，日本严格规定教授在退休的这一天必须清空研究室，而日本教授的家里是装不下那么多书的——一个日本教授攒的书都相当于我们的小型研究所。所以神保町便将很多日本教授或卖或扔的书拉走，其中一些书以日元一本的便宜价格处理掉，比一杯咖啡都便宜！荣新江曾在东京大学对面的一家佛教书店中，以日元买下了原价英镑的《和阗—塞语词典》。如果是买新书，荣新江每年最主要去的是一诚堂书店，楼下为日文书，楼上为西文书，书品非常之全。他回忆从自己年第一次去日本到现在，日本的书价基本没有改变，但因为汇率变化的缘故，近年在心理上更敢“下手”购买。一诚堂书店“所以每年三月份我就拎着两箱子《唐研究》过去，省下的邮费相当于机票和住宿费，每天都有朋友请我吃饭，除此之外就是逛书店，如果再有两个讲演还能赚几个钱。”荣新江笑称这是他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在我研究的敦煌吐鲁番、丝绸之路、中外关系等方面，我的书是非常全的；藏学、隋唐史方面，之前我的书也是特别全的，后来藏学的都捐出去或送给别人了。我从来不藏任何善本书、线装书、珍本书等，我只是使用书。我对于书最得意的一点就是：快。通常一本书出了后，我很快就有了。但是我往往不讲收藏。说到不藏书，换书也是一种获书方式。我很早就和台湾地区的学者交换图书，最早交换的时候，大陆和台湾地区还没有通邮，只能先寄到香港的书店，再由香港的书店转寄。”“封建式经营”与“资本主义经营”荣新江说自己没有念过博士，但用过几个境外大学的很好的图书馆，包括莱顿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日本龙谷大学等。在这些地方他都待过3个月以上，因此都曾对着书架一本一本地概览，“当然有的没走完，但大部分是过了一遍的。”他还短期用过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汉学所的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东洋文库等——这里荣新江还分享了一件趣事，虽然他在东洋文库待了三个月，但赶上冬天，书库中没有暖气，且日本进书库必须穿拖鞋，不一会儿就需要出去暖和一下，因此没能看完。“这张照片是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天井处拍的，左边是当时正好去访问的厦门大学韩振华先生，右边是我。”他详细介绍了莱顿大学汉学院，汉学院原来是一个方形兵营，有一个天井。院里五脏六腑俱全，四角为四个教室，每一个屋子是一个教员的研究室，一半中间是天井，用来聊天，另一半则用来放书。因此西方学者不怎么攒书，都到研究室“上班”，用书时直接去图书馆拿。于是荣新江回国后和邓广铭先生开玩笑说：“你这个家里什么书都有，这是封建式的经营，他们是资本主义式经营。”荣新江送给莱顿教授的书也都存放在汉学院研究室的书架上，学者本人几乎不攒书，他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制度，后来邓广铭先生创建中古史研究中心也是出于这样的理念。（可参考荣新江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3年第1期的《欧洲学院的缩影——莱顿大学汉学院》一文，或后发表于网络的《莱顿负笈正少年（之一）》。）制作资料卡片荣新江介绍，由于荷兰是老牌的帝国主义，莱顿大学图书馆的中近东部藏书非常丰富，所有的东方学的西文杂志，都是从一八几几年的第一本到最新的一本，包括各种专题论文集，全都在莱顿大学主图书馆二楼的东方写本与图书部的一个阅览室里。晚上屋子里常常仅荣新江一人，他买了一个手动打字机，拿莱顿大学汉学院旧卡片的反面做卡片，一本一本浏览，将直至年的所有西文杂志全部过了一遍。由于这样的积累，他现在讲课时对以前某学者在哪期杂志写过什么文章都有大致的印象。这样的卡片当时运回国时装了四个箱子，现在大部分都输入了电脑。“这对我现在做学问非常受用。先翻目录，有的我就到里面去看，然后再有内容我就打一个卡片，甚至抄。一楼有一个复印机，但我复印不起，基本没有复印，就是抄。”用了两三个月时间，他将莱顿大学图书馆的相关书籍全部翻了一遍。（关于图书卡片更详细的记述，见荣新江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3年第2期的《神圣的殿堂：莱顿大学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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