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知识危机让我们终于得以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向知识寻求什么，而不只是我们可以从知识中得到什么？
主笔
陈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豆瓣时间”上购买了生平第一个网络付费课程——《52倍人生——戴锦华电影大师课》。
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的一个音频课程，每周解读一部经典电影，包括《美国往事》《飞越疯人院》《窃听风暴》《布达佩斯大饭店》
“相对于其他艺术，人们始终顽强地认为，观影的艺术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不需要学习就能够看懂电影。但事实上，电影是一个高度与工业、与科技、与商业、与前沿的人类思维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被人们制作、被人们编织、被人们编码的一种艺术。”
“电影是需要学习的，请相信我。”
戴教授的声音很有特点，低沉、沙哑，有一种气势，让你不由自主地对她所说的产生一种真切的信任感。在这一轮知识付费的商业热潮中，这样的信任感是稀缺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声音把我带回十几年前的北大课堂。她一直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每次上课都人满为患。我记得是在一个老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学生塞得满满当当，她一个人站在讲台上，白衬衫、长马尾，帅气而干练，长长的华丽的句子如流水一般滑过耳际。
其实，我已经完全忘了当时她讲了什么，但那种课堂的气氛却始终留在脑海里。年轻时代的求知热情，无论对世界的好奇，还是对艺术的向往，多少混杂着一点小小的虚荣。
那时候我刚刚考上研究生。在此之前，我在北京的一所语言学院花了四年时间学了一门语言。中国绝大部分的语言学院，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技能被教授的。初到北大，好像突然进入到知识的另一个维度，一种更自由、更舒展的精神空间。我很快学会了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热衷的事情：逛书店，淘DVD，看电影，听音乐会
那时候，互联网刚刚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虽然距离社交时代还远，但知识的危机其实已经初现端倪，只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仍然理所当然地以为，书本、图书馆、大学是知识最稳固的媒介——那里储存着我们文化里最庄重的知识，那些能够推动我们进步的知识，那些让我们最引以为豪的知识，那些代表了我们作为人类的最高成就的知识。我们在大学里学习这些知识，然后走到社会上，就能沉着应对这个世界如潮水一般的问题。谁能想到，有一天，这些信念都会一一轰然倒塌呢？
年12月31日，《罗辑思维》主讲人罗振宇在深圳举行跨年演讲“知识胶囊”的时代
一开始，我有点担心，用“知识胶囊”来形容她的这门豆瓣课程，是否有所冒犯。
两年前，许知远在采访罗振宇的时候，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是一个卖胶囊的，把知识装在一个胶囊里，像速效救心丸一样，让你吃下去。”
在那次采访中，罗振宇预测了一个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只剩下一个壁垒——认知的壁垒。”而他认为，他的知识产品有能力让人们的知识视野极速扩张。更重要的是，这些产品将极大地节省人们求知的时间与精力。毕竟，在这个时代，效率意味着一切。
认知重要吗？
当然。
有那么重要吗？
未必。
然而，没多久，在传统知识机构与互联网免费内容的中间地带，果然诞生了一个新型的知识工业，分答、值乎、知乎Live、得到、喜马拉雅FM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知识的自由市场：从怎么做PPT到如何实现财富自由，从如何瘦腿到如何欣赏古典音乐，从母婴知识到养生知识，从北大经济学课到清华管理学课，我们甚至被许诺“与全球精英大脑同步”，“像时代领航者一样思考”，“拥有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
“你认为，它如果不是胶囊，那叫什么呢？盒饭吗？”戴锦华笑着反问我。
在北大，她的一门电影赏析课通常要花三个小时，前半部分带学生精读电影，后半部分对电影进行文化分析——电影的社会语境与历史语境。
对她而言，电影文本是一个朝向社会和历史的窗口。从文本到社会，从媒介到社会，也是她自己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研究思路。但在豆瓣课程中，她不得不最大程度地压缩这种文化分析，而将更多的时间留给电影本身，也就是分析电影的视听语言。
“以前，我会跟我的学生分享我通过电影这扇窗户看到了什么，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说这个窗子是怎样的、是什么形状、是怎样构成的，我们如何打开它，而不是停止在这里。但在这里，我只能采取压缩的方式，尽可能跟大家去把握触摸这扇窗户和打开这扇窗户的方法，至于最后他们看到了什么，就只能交给他们自己了。”
她半开玩笑地说，在北大的课堂里，判断教学的成功与否，是看你把学生讲明白了，还是讲“糊涂”了。“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都听明白了，那我就失败了，因为我是要跟你们分享问题，而不是答案。我是要让你进入问题，发现你原来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知识面对巨大危机的时代里，提出问题，提出“真问题”，她认为才是大学教育的目的所在。“真问题和伪问题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真问题无法预设答案，也没有答案可预设。它是正在追寻答案过程的问题。不光我没有答案，今天你所能找到的所有知识系统中都没有答案，然后，我们共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尝试回答它。”
事实上，她曾经以为，这种教育理想能在网络时代得到最大程度的放大与普及——所有“愿意花三小时来分享一部电影和分享这部电影向我们打开的所有问题的人”都可以聚在一起。
“理论上来说，我们是可以相遇的。”她说。尽管她不断被告知，没有人愿意花三个小时的时间来讨论一部电影。“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人愿意花三个小时坐在课堂上，而且走很远的路到北大来。”
真正的问题是体制上的。“如果北大所有的课都在网上，那么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北大的生存，或者其他学校的生存，或者教师职业等怎么解决？我们怎么面对今天的体制？”
“当然，我也可以无偿地把我的课程放到网上去，但这就面临另外一系列的问题，有人可能会拿它做各种有偿的利用，甚至各种的断章取义、各种的阉割我很恐惧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需要一些系数，需要一些保障，那就意味着我必须跟各种各样的机构达成某种合作的样式，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不付钱的午餐。”
相应的，她也降低了她对一门网络课程的期待值——“在传播电影的一些基础知识的同时，传播一种与主流评价标准，比如流行趋势、教科书，或者各种权威版本有所错落的趣味。能与主流价值之间形成一些摩擦，我已经很满意了。”
在豆瓣的第一节课上，她就告诉她那些看不见的学生们：“我想与你们分享我对电影的爱，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还记得MOOC吗？
几年前，我还在《新知》杂志做编辑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学习的封面。当时我们报道的主角是MOOC（大型网络公开课），它有一个几乎是诗意的中文名字：慕课。
MOOC:“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始于这样一种认识：大学应不吝于向世界开放更多的智性资源。自从麻省理工于年开创性地提出开放教育课件以来，这一运动已经迅速在全球推广开来，并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学习热潮。尤其是年，成了MOOC井喷的一年——源于斯坦福的Udacity、Cousera，哈佛与MIT联手创办的EDX都属于其中的佼佼者。
年，塞巴斯蒂安·史朗，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一位明星教授将自己的人工智能入门课放到了网上。没想到短短三天时间就有1.4万名学生报名，三个月内，他的网络课堂里聚集了16万名学生。整个斯坦福都没有这么多学生。不久，他创建了Udacity，第一个商业性的大型线上教育平台，他本人也被称为“MOOC教父”。
不到两三年的时间里，当年风头最健的几个MOOC平台，包括Cousera、Udacity，纷纷偃旗息鼓，或者转向付费的职业培训。史朗在年的12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我们在教育上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产生影响。我们的产品非常糟糕。”
“MOOC教父”塞巴斯蒂安·史朗年10月30日，美国韦尔斯利学院教授亚当在录制网络公开课《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MOOC衰落的原因，认为MOOC的理想很美好，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普及到每个普通人身上，但它对人们的时间、精力以及学习能力也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在几个大平台上，每个课程的学生完成率不到10%，而完成了课程的学生基本上都曾经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也许只适合很少数的人。在MOOC系统中成功的学生，恰恰是并不需要MOOC的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功。
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胶囊是否是MOOC的一种变体呢？
从视频转向音频，从整块时间转向碎片化时间，简化学习的难度，帮你整理知识点、适时加入笑点，增加学习的兴趣度，按照一位从业者的说法：“付费时代就是把一些精深的东西翻译得更加浅薄，让普通大众都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它。谁在未来掌握了这种能力，谁就可以在内容付费中获得成功。简言之，就是把课本上那点事说得像家长里短一样。人们面对知识固然好奇，但同时也很偷懒，谁替听众省了这步力，谁就分享了市场。”
由此，知识变成了一种服务——保证你实时的知识更新、有效的连接，以及哄着你把课上完。
当然，你必须为这些服务付费。
当一个商家为你提供了足够好的知识商品时，你当然应该付费。但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嘈杂的社会、文化与技术环境里，我们如何判断一个知识商品是否“足够好”？
金钱从来不是真正有效的过滤器。付费并不能保证知识的质量。有趣的谎言常常比真理更赚钱。依靠商家的良心告诉我们什么是可靠的知识更是危险的。
一个问题以60秒的音频来回答，一本书的内容以20分钟的音频来消费，3小时的课程压缩为30分钟的音频，在这样的知识加工过程中，我们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当然，它们也许为我们拓宽了视野，节省了时间，给我们一个个被零碎知识点亮的瞬间，但我们真的能指望依靠它们应付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世界吗？这种显而易见的扁平化、娱乐化、流行化的倾向，又会对它所传递的知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似乎已经对这些知识商品的加工原则达成了某些基本的共识——比如知识必须是碎片化的，必须短，但这样的认知究竟是我们对媒介的认知，还是我们对今天的整个的资本环境正在塑造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认知？
还有，所谓现代人对于知识的焦虑，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制造出来的？
“我不认为有什么知识的焦虑。”戴锦华教授告诉我，“我甚至认为我们对于如此深刻巨大的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知识的这种急剧更新都缺少敏感。”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网络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整体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生态，因此我们需要用完全新的知识去面对它，去认知它，在这个意义上你认为我们有过什么有效的讨论吗？”
“我指的是一切，我们获得知识，我们使用知识，我们相互连接，我们日常生活都被改变了。你想一想，现在你还进商场吗？你还逛街吗？你现在一年有几次去看你的朋友？你有几次跟朋友们坐下来聊天？你读几本书？你花多少时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