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微信账号 https://news.360xh.com/202003/23/56277.html郭永秉（澎湃新闻蒋立冬绘）所谓“绝学”，指的是既面临失传危险、从事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又事关文化积淀、民族记忆与历史传承的学问。如果这些濒临断绝的学问真的失传，将使我们丢失大量古代中国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进而失去理解和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能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不管是与国际接轨的深入程度，还是传承绝学的资源、能力，中国学界都有了长足进步。《上海书评》推出“绝学传薪”访谈系列，请四位在不同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学者，呈现他们的学术理解和学术成果。相信通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些或将成为“绝学”的学问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和活力。郭永秉生于年，学生时代就爱“坐冷板凳”“钻故纸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古文字、古音韵、古史课，他学得津津有味。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来复旦，对郭永秉来说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还要称心如意，从此以后他就在“冷门绝学”的坑里越钻越深。对郭永秉来说，做学问最叫人欢喜的，就是那份与师友切磋的“穷开心”。在甲骨文发现以前，传统的金石学是怎样的？古文字学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要对传统的金石学进行哪些改造？哪些传统的观念遭到了摒弃？郭永秉：因为我们很熟悉了，所以请允许我先说一句题外话。我想先说明的是，我做这个“绝学传薪”的访谈人之一是很不够格的，我在这个领域做的工作很微小，很多人也知道我在古文字学方面不是科班出身，并不具有代表性，说实话我的问学路数也与很多古文字学者不大一样。所以我确实没有资格代表古文字学这一个行当来发言，这决不是我谦虚。承蒙《上海书评》的美意，这里也只能是谈一些个人的体会而已，表述不妥的地方还是要请专家指正。你的这第一个问题就不好回答。我感觉金石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同一的面貌我也不敢说，应该有它的一个发展流变过程。虽然历史上对前代的金石文字（特别是金文）的研究在西汉甚至更早就有萌芽，但作为一个成规模有体系的“学”而言，大家都公认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需要有成批量的材料、成批量的学者和成批量的著录研究著作的出现，宋代之前没有这样的规模。内藤湖南说，宋代史料研究最发达的是金石之学。很多人都把金石学看成是宋代史学的一个分支，但如从金石学本位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能还有更广一些的价值。朱剑心的《金石学》概括金石学有“考订（证经、订史、补佚、考字）”“文章（渊源、体制、工拙）”“艺术（书、画、雕刻）”三个方面的价值，可能对此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侧重，但大致我觉得传统金石学的意义不外乎这几个方面。朱剑心：《金石学》宋代金石研究也有许多穿凿附会的考证，但宋人在史学方面对金石文字作出严谨考证的例子太多了，譬如傅斯年先生就说过，读了欧阳修《集古录跋尾》以魏受禅碑对《后汉书》《三国志》魏受禅记录的考订，就知道北宋人史学分析到了这个地步才能有《唐书》《通鉴》这类著作，王国维则特揭欧阳修、赵明诚、黄伯思、洪适的石刻考订成绩加以表彰。清人当然在这方面更加推而广之，更加严密精深。史学和史料分析的进步，与金石学的展开、发达是互相促进的。但我们也不能说金石学只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从宋人开始的金石研究理念也有突破纯史学、文献研究框架的地方。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的金石学，跟实用的关联极为明显，吕大临的《考古图》是另一个典型，不但著录带文字的青铜器，也著录没有文字的器物，器物在图像、铭文摹刻本及释文、考证之外，还附记得器地点、藏家，以及高、深、径、容等器物校量信息。当然不敢说，吕氏编纂时就有了类似现代考古学的理念，也许这些信息在他看来更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当时实用的礼乐制度建设的，但客观上他是注意到了这些信息的重要性。好像除了器物重量信息之外，能想到的常规著录项，他基本上都想到了，他的理念是超前于同时代和很多后来的金石学家的。所以王国维说“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是很恰切的评价。吕大临：《考古图》过去的古文字学，自然是包含在金石学范畴内的，比如与《考古图》相配还有《考古图释文》，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编，有点类似于现在有些古文字著录著作后附的文字编。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传入的背景下，古文字学逐渐地从当中脱离出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序》已经有所谓“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的说法，把器物本身的研究跟文字研究分开来了。从大的趋势来说，古文字学成为现代学科，自然跟现代考古学的形成发达及语言学对传统古文字研究的改造有关，不过我认为还是要充分估计一些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对古文字学的建立与转型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人，古文字学的成立或许还要摸索很长的时间，比如孙诒让、王国维、唐兰这些学者，他们都是非常关键性的人物。从他们开始，一方面“穿凿纰谬”逐渐注意到应被避免，讲求研究的科学严密性和审慎性，另一方面，研究的视野开始放大，注重探索规律性、理论性的东西，这一点无论在古文字本身的考释方面还是利用古文字谈文史领域的其他问题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跳脱传统金石学传统面貌方面，应该认识到他们这些人所作的巨大贡献。比如举王国维的例子的话，关于古文的性质、时代的认定，应该承认他是在清人吴大澂等研究基础上做的进一步研究，但他基于此而对东周时代东西方文字系统的划分和籀文、古文分属不同系统的看法，却是清代金石学家看不出来或者说不清楚的，这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对战国文字区系划分和文化、历史的认知模式。这个“东西土之别”的模式倒不是说它无懈可击、一定符合当时实际，但确实是一个框架性的解释和构建，对后来很多其他领域的认识和研究都是有影响的，就好比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很多著名命题一样的，你可以赞同或质疑它，但是绕不开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傅斯年讲的“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东西”本身的重要性。历史上金元统治者占领了多出铜器的中原、关中地区之后，金石学就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学者没了研究的资料，必然走向衰竭，当然这种衰落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这里不多说。我记得仇鹿鸣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古石刻研究如何超越传统金石学，他提到为什么石刻资料没有被王国维等人列入所谓的“四大发现”，他认为主要是石刻不像甲骨、汉简这些材料那么重要、填补空白，用中古石刻文字做出的成果也没有甲骨、汉简研究那么突出而令人瞩目。古文字学能跳出传统金石研究的范式，拜材料所赐的因素应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清后期以来逐渐受到重视或者新出土的战国玺印陶文、商代甲骨、西陲汉简，一波波地推动了古文字学的革命性升级。而与这些领域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恐怕还得数罗振玉、王国维，而以王氏贡献尤巨。重要的人和重要的物的际遇，加上学术理念的变革，使得古文字学在晚清以来面貌一新。王国维古文字学在二十世纪以来，有很大的发展和转型，名家辈出，这个不用我多讲。我这里想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先生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是把古文字考释研究的逻辑性、科学性提升了一个境界，他的文章从不随随便便兴致所至，也不东拉西扯上天入地、洋洋洒洒离题万里，完全扬弃了文人气和书袋感，他强调要考释关键性的文字，所以从这一点上我总感到他好像是彻底把古文字学跟传统金石学脱钩的一个人。有一个细节，以前金石古文字学家，多喜舞文弄墨、吟诗刻字，搜集拓片、施以题跋，但自朱先生、李学勤先生、裘锡圭先生以下，这种风气除了岭南之外的古文字学者似乎就慢慢淡漠了（大概个别例外也有，如何琳仪先生），古文字学人收藏金石文物的风气也渐渐稀少、至少不上台面了；甚至你可以注意，像唐兰先生、张政烺先生这种古书底子那么好的人，他们后来连文言写作也都主动放弃了，朱先生更是从四十年代进入学界便以典范精确的白话写作，绝不沾染文言旧习，李先生、裘先生他们有没有文言写作的经验我都不知道。这当然有近代尤其是建国以来文人传统逐渐断裂的大背景，但是就古文字这个行业本身来讲，我个人觉得跟杰出学者引领的导向可能是有关系的，比如于省吾先生晚年曾像小学生那样专门去学习白话写作，因为他本来确实不写白话文。学术语言的变革对现代古文字研究的重塑，好像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不排除当中可能促发了学术研究思维和范式的内在变化。而且你很难简单断定这种变化是好还是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向，一种剧烈的变革大概必然对旧传统带来全面涤荡，但也许以后有些有价值的东西还会渐渐回来，这都不好说。我最近注意到，陈尚君先生从他的角度概括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面貌有：四部之学、繁体字的运用、文言文的写作、中国传统学说的种种表达手段和方法、学说的气象和通融以及传统学说所应该具有的当代科学精神等。所以新旧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界限及优劣，有的时候真不是那么容易说清的，都还可以在学术发展过程当中调整的。朱德熙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受朱先生的影响最大，并且在战国文字及战国文字之外的领域作出很重要的发展和推进。朱先生、裘先生他们是语言学家，说他们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改造了古文字考释、型范了现代古文字学研究，大概是不为过的。李学勤先生则曾从他甲骨文分期、青铜器研究的得失，反复强调重视考古学的方法和成果是不同于以往金石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切身的经验之谈。吸收相关学术方法来促进古文字研究进步的这些事实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们常说建国后地不爱宝，郭店、马王堆、银雀山等地出土大量简帛文献，还有上博简、清华简等文物市场出现的文献，它们对既知的古代书写系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冲击？郭永秉：从书写系统来讲的话，是提供了很多新知的。比如说，我们真正看到了秦简，也就是秦人的毛笔文字，上次裘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里面提到了他跟张政烺先生在睡虎地秦简出土后，打赌到底是秦简还是汉简的趣事，说的就是这段历史。今天当然有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秦简，不稀奇了，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确实是令人兴奋的一个大发现，而且它印证了文字学家对早期隶书的一些判断。裘锡圭第二是大量的战国时代楚地简册文字出现，彻底更新了对战国文字面貌的认识。早期的战国文字研究，对象无非是青铜器铭文、玺印货币陶器文字之类的特殊载体的文字，虽然研究成果很多，有的也很重要，但是跟楚简大量出土发表以后的战国文字研究，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新材料出现对于古文字研究的重要推动。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裘锡圭、李家浩等先生对望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和铜器铭文等材料的考释工作，是在郭店简等书籍类简册问世之前完成的，这些高水平、严谨准确的工作为后来简册书籍的考释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基本的知识结构（九十年代包山简的考释研究当然也可包含在里面）。而且这些实用性的文字资料通常与传世文献不太能对读，所以能做到这样高的水平，今天回过去看仍然值得叹服。因此，在九十年代末，郭店简材料经由裘锡圭先生审定公布，战国书籍的阅读和研究进入了学术视域，好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虽然后来学者对郭店简的整理工作也有不少商补，但这个工作可以说自晋代汲冢竹书整理之后，也是“千七百年来未有”的，这次大规模整理战国书籍的起点确实是相当之高的。楚地简册出土地域广泛，时代涵盖也比较宽，能让我们看到战国楚地文字书写系统的比较成体系的面貌，所以今天的战国文字研究者，如果不掌握战国简，可以说是不能想象的一件事情。《太一生水》竹简局部，湖北省博物馆藏。第三像汉初、汉武帝前后、东汉的简册文字，也是在年代以来逐渐丰富认识的，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结合其他的文字资料，我们现在能谈得更加清楚了。汉字形成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书体与结构不同步发展的现象，似乎是值得留意的，现在看起来汉字往往是书体外观容易变而字形结构比较顽固，比如八分的笔法、体势，从一些出土资料看，在西汉前期可能就已比较成熟，可是结构上还是得到昭帝宣帝以后才完成从古隶甚至小篆的蜕变。我们对字体的划分判断，到底是用前者还是以后者作为主要标准，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选择。汉代文字资料与中古以下的写本文字关系至为密切，我看中古段的一些学者谈中古文字的论著，往往好讲某某是俗字俗写，但其实如熟悉汉代文字，就会知道这不是什么俗字，就是本来写法的延续，有些字形也不需要那么繁琐的论证，揭源头即明。我很期望写本学研究不要人为地将简帛研究排斥在外、自设学科壁垒，无论从外在形制格式还是从内容文字而言，它们从学理上本来就应该合在一起的。马王堆帛书整理研究简帛材料中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吗？郭永秉：也许没有太多可以跟一般读者引起共鸣的有意思的故事分享，我们做的就是“穷开心”的事情。以前读裘先生回忆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和自述文章，都提到他跟朱先生合写文章中的一些细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合著文章考释战国文字的“官”，裘先生说是他们当时各自注意到了一些对方没有注意到的情况，是可以互相发明印证的例子，所以最后合起来成文。人的阅读、认识总有盲区，独学无友就很难避免个人的局限性，所以学术上有诤友、畏友非常重要。这几年跟我的同事讨论学术问题、合写文章，好像就有类似的体会。尤其是前年邬可晶跟我合写考释战国玺印及楚简“原”字的那篇文章，从问题的发现到解决，就是两人各自注意到一些现象和文字形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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