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阿瑟的《技术的本质》粗粗看了一遍，如此开始写写心得不是较为负责的态度。本人读书大多数都是从囫囵吞枣看看大概开始，有的书自此便做永别，而凭直觉而论，《技术的本质》将会大概率开始第二遍甚至更多遍的阅读。与书相处和与人相处颇有相通之处，阅读过程如同在聆听作者在阐述自己的理念观点和论证，如果能够在过程中有共鸣，有冲突，最终能够有所体悟，那便会实现了跨越时空与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些共鸣。虽然难以通过一面之缘将书的总体结构、论述过程以及观点结论梳理得脉络清晰，但是有种“感觉”层面的却可以记忆下来，添油加醋，七荤八素地翻炒一番。
技术很重要，这个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共识。于是我们从上到下都在谈论核心技术，国家顶层设计寄希望产生核心技术，科研院所忙于发论文写paper以证明产生了大量的核心技术，风险投资也争相追逐核心技术，可谓举国上下，一片技术繁荣景象。本人参与和组织的成果鉴定会至少百余场，结论往往是“国际领先”居多。如果按这种表面文章来看，我们国家科技水平应该早就碾压欧美日等这些国家。当然THU胡教授从严谨的学理上也早已得出了这么个结论，也就是说中国科技实力早已超过了美国。不懂经济学，难道科技实力也如同GDP一样有国际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吗？
如果我们假设，中国技术实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又会发现我们这边没有相当知名的技术经济学家去总结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如果把技术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应该包括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产生了哪些技术，这是时间截面数据，查查数量就可以了。如同高校评职称，查查论文数量，获奖数量，弄来经费数量，加减乘除一计算，得嘞，您呐，THU长聘副教授了。第二个层面是，技术发生发展的规律性，技术是什么？技术如何产生的？当超过一定阈值后如何发生涌现的？这是对技术这个规律性的研究，比查数量，做加减乘除略微要复杂那么一丢丢。
布莱恩阿瑟下了大量的功夫调研各种类型技术的历史，来龙去脉，发生发展，更为要命的是去探究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治学可谓下苦功夫。“技术是一个目的性系统”，为了实现某个功能，各种技术子系统“组合”起来。技术是级联的，高一级的技术能够实现特定功能，而下一级的技术也有其独立的功能性，除了满足上一级技术要求的功能实现之外，自成技术。比如芯片，可以成为电脑的配件，手机的配件，单片机的配件等等，芯片往下拆解开了又需要许许多技术的支持。芯片从上述技术系统独立出来自身又自成技术体系，从经济上自成行业。
技术的发展首先须有一个需求，需求也即是人的目的性诉求，技术为了实现满足需求的功能，首先从现有技术中“组合”而来。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供组合的技术元素越多，能够可能组合出来的新技术也越来越多，呈指数级增长。从这个观点来推演，如果未来是知识经济的社会，国家与国家会不会出现“强者越强”的趋势。传统经济学有一“边际效应递减”的假设，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发达国家生产要素边际收益率下降，而后起国家生产要素边际收益率保持较高水平，于是能够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实现赶超。“技术”是生产函数前面的倍乘系数，如果技术以“边际效应递增”趋势发展下去，对生产函数的贡献超过资金、土地和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边际效应递减，那么会不会从经济发展上出现强者越强，而后发国家难以赶超呢？当然生产函数前面的系数不仅仅包括技术，还包括了制度基础设施等因素，如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合约执行的法律环境、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年杨小凯教授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做了一个《后发劣势》的报告，大意是通过技术抄袭而产生的经济发展会忽视了制度改进的紧迫性，从而会发生“后发劣势”，杨小凯教授呼吁的是制度环境建设，尤其XZ；当天林毅夫教授没到场，是通过一篇《后发优势，与杨小凯商榷》的workingpaper与之呼应，于是乎便有了经济学界著名的杨小凯与林毅夫“后发劣势”和“后发优势”的论辩，直到现在。这个论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从技术发展上亦如此。林毅夫教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