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超级人工智能怀有生存级别的恐惧感，不过，中国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不安普遍比西方人更少。《周易》强调宇宙“变动不居，周流六虚”，诸子百家成就了中国人对“变”和不确定性的接受。儒释道看待人工智能立场有别，中国传统哲学能帮助我们理解未来吗？采写丨新京报记者董牧孜一两百年后，或许我们即将迎来奇点，进入强人工智能或超强人工智能时代。很多人对强人工智能怀有生存级别的恐惧感，哲学家、思想家对此也各有说法，我们的思维范式或许还将面临根本性的挑战。《人类简史》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指出，我们不仅仅在经历技术上的危机，也在经历哲学的危机。现代世界的逻辑，建立在17—18世纪的关于人类能动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等理念之上，如今，这些概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于人工智能的不安，普遍比西方人更少。《周易》强调宇宙“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与时偕行、变通趋时的思想沁入了诸子百家，几千年来中国人耳濡目染，成就了中国人对“变”和不确定性的接受，以及开放的人文态度。儒、释、道看待机器人的立场有哪些区别？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在未来仍然有效吗？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一书的编者宋冰。自年年底以来，宋冰所在的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就一些根本性问题，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系列哲学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的对谈和工作坊，她在此基础上，编撰了本书。赵汀阳、张祥龙、何怀宏、贝淡宁、李晨阳等哲学家及科学家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回应了上述问题。宋冰，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长期从事国际证券法与投资银行方面的工作。职业生涯早期，在行政法、竞争法等领域发表诸多学术论文，并编译《美国、德国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等比较法方面的书籍。主编《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1中国人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为什么比西方人更少？新京报：弗朗西斯·福山等学者曾指出，相比西方人来说，中国人面对生物技术等的应用，没有那么多恐惧，往往更为乐观或平常心对待。你是否有类似的体会？这是源于东西方底层逻辑及观念上的差异吗？宋冰：不少中西人士都注意到，相对于中国人、日本人，西方媒体、知识精英普遍对前沿科技有更多的戒备与恐惧。我没有研究过日本的情况，但是这些年与中国业界、学界的讨论让我认识到，这种不同的态度是有哲学与文化上的原因的。从西方哲学的主体性角度看，强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忧心忡忡。在以人为中心的体系中，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与主导性。之于自然、环境、客体化的世界，人是主导者、创造者、塑造者。秉承这种思维的人自然对比人更加“理性”和“智能”的超级智能心存恐惧。但从天人合一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强于人的存在出现并不是问题。《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宋冰编，中信出版社，年2月。新京报：东方哲学的视野，对我们思考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有哪些新启发？宋冰：“天地人”三才，是中国固有哲学传统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基本思想框架。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人道与天道相互贯通融合，人居中可参赞化育。对中国正统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儒家思想强调从人的社会性、关系性来认识人，理解人。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没有一个抽象的独立于环境与各种关系的假设中的“人”，我们无法脱离天道、地道、人的社会关系来讨论人。这种“关系理性”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底色。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佛家思想则在根本的层面上，把人作为形而上本源的作用的体现，在本源作用的层面上，人与动植物是没有根本区别的，都是本源作用的示现，万物一体。在世俗理解的层面上，人不过是众生的一种。由此可见，儒释道在不同程度上秉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脉络。虽然儒释道对人生宇宙的本质看法不一、对社会伦理规范各有侧重，但都没有把人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没有把人与自然和其他存在放到一个相互分离、二元对立、征服与零和竞争的结构中。正因为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很多中国哲学家并不过高估计人类理性；另一方面，把人工智能纳入“仁民爱物”，“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或神仙谱系的讨论框架中也成为可能。和超级智能共处有何不可？这或许是中国人普遍没有如西方人那样产生对超级人工智能的生存级别的恐惧感的原因之一吧。新京报：相比而言，西方哲学脉络关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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