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辽宁日报」
何朝晖
提示
书籍史上经历了从精英阅读到大众阅读的演变。书籍自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阅读活动，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阅读只是少数上层人物的专利，普通百姓则很难有机会识字读书的。全民阅读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今天的全民阅读局面得之不易，历史上优秀的阅读传统和读书方法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早期，只有官府才藏有书籍，春秋时期书籍和学问开始向民间扩散，到战国时出现了“学富五车”的惠施、“陈箧数十”的苏秦这样的藏书家。宋代以前，书籍和阅读基本上被士阶层垄断，普通百姓是很难有机会识字读书的。虽然古书里有不少贫寒子弟勤学苦读的故事，但这恰恰说明这种情况并不普遍。
就书籍的种类而言，除了士大夫阶层阅读的经史、诸子、类书、诗文等书外，还有蒙童读物，但也是为进入士人阶层做准备而阅读的。元、明之后，出现了以普通大众为目标读者的读物。元代出现了讲史平话，把说书人在瓦肆勾栏里说演的故事记录下来，变成供大众阅读的案头文学。明代是一个通俗文学大繁荣的时代，出现了大量的通俗白话小说，以及灯谜、酒令、笑话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出版物。此外还出版了种类繁多的日常生活指导手册——“日用类书”，指导人们如何写信、写请柬、写对联、拟契约，如何操办婚丧嫁娶，甚至如何旅行、下棋。书籍和阅读脱离了文人的掌控，向具备一定识字能力的社会大众普及、延伸。到了清代，普通百姓接触书籍的渠道进一步拓宽。闽西山区的四堡，是一个专门向岭南乡村的客家人聚居区提供廉价读物的坊刻中心。在北方，馒头铺兼营租书业务，普通百姓可以用很低的价格租书来看。“百本张”在庙会集市上兜售廉价的戏曲、曲艺唱本。宝文堂书店把通俗小说化整为零出版，价格低到老百姓可以拿鸡蛋来换，被称为“鸡蛋书”。在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普通百姓读书的场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技著作，里面有一种灌溉用的机械“翻车”的插图，画中一个戴着斗笠的农民，一边脚踩翻车，一边手把一卷阅读。笔者曾在博物馆看到一件名为“读书公仔”的清代广东产外销瓷器，造型是一个毛头小伙拿着一册书聚精会神地读。可以说明清进入了一个大众阅读的时代，但是不是全民阅读呢？不能这么说，因为当时识字率比较低，还存在大量的文盲，尤其是妇女的识字率相当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普及教育，使得我们的社会人人都有能力、有余力买书、读书，全民阅读的时代真正到来。
中国古代非常强调读书要抓住重点，强调熟读精思。在书籍开始逐渐增多的汉代，扬雄在《法言》中指出：“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提出读书不可汗漫无所守，要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在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朱子读书法，就是一种精读典籍的方法。朱子是指宋代大儒朱熹，朱熹弟子辅广将朱子读书法概括为6条：“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前两条是说读书态度要端正，方法要得当；中间两条是说要精读、熟读，把握书中的精义；最后两条是说读书要凝聚精神，把书中的道理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身体力行，注重实践。朱熹提出读书要“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即不管花多少时间一定要把书中的知识道理掌握透彻。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读书生活很有启发意义。
读书不仅要熟读经典，也要博览群书，如何处理好精读和泛读之间的关系呢？古人在这一问题上也给我们提供了参考。古人认为，阅读要从少量经典的精读出发，逐渐扩展，进而形成比较完备合理的知识体系。元朝人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就是这样一个从精读到泛读的读书规划。明清之际的陆世仪提出的读书法，更清楚地反映了古人读书的阶段性。陆世仪提出一个从5岁到35岁的30年读书方案：第一个10年为“诵读”，熟读四书五经、诗文名篇等经典文献；第二个10年为“讲贯”，重点是对经典文义、经史大义的理解掌握；第三个10年为“涉猎”，即广泛浏览天文、地理、兵家、农学等著作。对这个从精读到泛读的阅读策略，近代曾国藩用打仗和做生意作了十分生动的比喻，他把阅读分为“读书”和“看书”，前者是精读、是根本，如“深沟坚垒”“在家慎守”，后者是泛览、是拓展，如“攻城略地”“在外贸易”。今天我们的阅读活动不必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我们的读书范围极大地扩展了，但面对种类繁多的书籍如何选择，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阅读策略则是古今一致的。我们今天面临复杂得多的阅读环境，国学、西学杂糅，古典、现代并置，传统纸媒与新兴媒体并驾齐驱，我们更加需要阅读策略方面的指引，根据读者的不同需要提供合理的阅读方案。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是可以利用的重要资源。
根据近两年的调查，大部分中国成年人在阅读倾向上选择了使用电子产品阅读，而不是传统的纸质图书。一些专家慨叹，人们不再好好读书了。其实，在人类的书籍史上，曾经历几次重大的媒介转换，在每一个转折时期，都不乏怀旧和哀叹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最终被淹没在奔涌向前的历史洪流之中，人们最后总会张开双臂拥抱新媒介带来的好处和机遇。在知识由口传向书写转化的关头，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抨击书写让人产生对文字的依赖，不再练习记忆，令人头脑简单，远离智慧。印刷术发明后，印本逐渐取代抄本时，苏轼、叶梦得、朱熹都曾对人们因为印本易得、不再认真读书而忧心忡忡，他们怀念那个为了读一部书而辛苦抄写、反复咀嚼的时代。
长远看，电子媒介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即便是那些伤时恋旧的精英学者，其阅读生活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离开了大量网络数据库和电子读物的支持，他们的研究就会落伍；拒绝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他们就无法及时获得最新的学术信息。
与此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纸质图书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二三十年前就有人预言过纸书的消亡，但直至今日纸书的出版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态势。历史上印刷术发明以后，抄本并没有绝迹，仍然在人们的读书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刷术发明数百年后的明朝正统年间，中央政府藏书中仍有超过2/3的图书是抄本。目前纸书和电子书各有所长，难以相互替代，纸书不够轻便，没有检索、互动等功能；电子书缺乏“书香”，对照展读不便，阅读体验不佳。两者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从积极的角度看，阅读神圣性的消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人们手把一屏，靠在沙发上、躺在床榻上阅读，在喧嚣的闹市中阅读，在晃动的车厢里阅读，难道不是让阅读变得更加便利、更加随性、更加惬意了吗？难道不是让书籍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让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加入读者队伍中来了吗？在这个意义上，新媒介对于推动全民阅读可谓功莫大焉。-08-:00:00: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