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发掘出土了大批医药文物，药物或与药物相关遗迹的相继现世为开展本草考古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广义上来讲，本草考古的目的是复原古代药物及其相关领域的文化历史，重建药物使用的生活方式，复原药物文化发展进程。医药文书的出土是本草考古的重要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文字释读、医理考证、临床验证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出土医药文书中有大量药物和药方，对其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挖掘、整理、阐释，可以明了古人治病驱疾、布方施药的经验源头，认识和了解古代先民与药物的相互关系。 方药渊源药物在先秦两汉时期即存在广泛的交流。这可以从出土医药文书中找到佐证。比如，《五十二病方》中既有荆楚地产的厚朴、半夏、乌头、石韦等，也有产于巴蜀的蜀椒和产于西北的甘草等，说明当时药物存在着广阔的地域交流。而《敦煌汉简医方》中，一些常用的药物并非当地所产，可能是朝廷运送过来的，药物的来源是中央辖下的所有地区。药物的流动，使附着在其上的用药观念自然也随之流转，其配伍形成的药方便存在着方药渊源。比如，《里耶秦简医方》中有“治令金伤毋痛方”，所采用的药物主要是辛夷、甘草和白术。《五十二病方》中亦有“令金伤毋痛方”，所采用的药物与《里耶秦简医方》相似，主要是辛夷、甘草、荠和术。此外，《五十二病方》中还有用甘草、桂、姜、椒进行配伍来治“诸伤”的记录，而在《武威汉简医方》中亦用姜、甘草、桂等配伍形成“治金疮止痛方”。再比如，在《里耶秦简医方》中有“病暴心痛方”，该方用菌桂等药物来治疗心痛。在《武威汉简医方》中亦有用桂来配伍成“治心腹大积上下如虫状大痛方”的记录。这些情况的集中出现或可证明，《里耶秦简医方》《周家台秦简医方》《五十二病方》《武威汉简医方》等出土医药文书之间，存在着方药渊源和用药方法理念的传承。据考证，《武威汉简医方》与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颇为相似。《张家界古人堤汉代简牍医方》的“治赤穀方”是《备急千金方》中“华佗赤散方”“赤散方”的祖方；《武威汉简医方》的“治鲁氏青行解解腹方”是《备急千金方》中“青散”和《外台秘要》中“麻黄散”的祖方。这又可以说明，出土医药文书与传世医药典籍间，也存在着方药渊源和用药理念的传承。药食同源出土医药文书中多次出现花椒、桂、姜等调味品，且这些调味品在医方中被当作主药来治病驱疾。比如，《五十二病方》中即有用桂、姜与椒来治疗外伤与疽病的复方剂；《杂疗方》中，三者又成为壮阳药的有效成分。而在一些医简中，三者又成为治久咳（《武威汉简医方》《敦煌汉简医方》）、治雁声（《武威汉简医方》）的有效药物。甚至在一些兽药中，也会用到姜、桂来治疗动物的一些疾病（《敦煌汉简医方》）。不只是椒、桂、姜等调味品，还有一些农产品也被拿来治病疗疾。湖南农学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曾对长沙马王堆出土文物进行鉴定，共鉴定出17种农产品，涉及谷、豆、瓜果、蔬菜、麻等类。其中，有八种农产品（稻、麦、黍、大豆、赤豆、枣、葵、姜）在马王堆出土的简帛医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中能找到其预防疾病的记录。正如汉学家薛爱华所说，“任何想要在食品与药物之间，或者是在调味品与香料之间做出明确区分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桂、姜、椒等调味品和稻、麦、黍等农产品，在治疗疾病中所凸显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古代先民们善于就地取材，用食物、调味品来治病驱疾，中国古代药食同源理念由此可见一斑。毒药不毒一些辛热有毒的植物，如乌头、附子也多次出现在出土医药文书中。余欣认为，附子和乌头在中国医学中的使用时间应是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其中，乌头在《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等出土医药文书中频繁出现，用来治疗金伤、疽、痂、痈等疾病。与乌头毒性相当的附子，亦在北方地区的出土医药文书中多次出现。如在《武威汉简医方》中，附子用来医治大风、痹手足臃肿等疾病。从出土医药文书中频繁使用乌头、附子来看，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克制乌头、附子毒性的方法，并将附子、乌头的药用价值和炮制方法挖掘出来。附子、乌头等毒物“改过自新”，由“药之凶毒者”向“百药之长”过渡，其广泛灵验的药用价值开始凸显。中医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治病驱疾的规范或准则，而这些规范或准则又影响着中医药的发展走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年6月，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随着出土医药文书的大量出现，我们可以有机会透过它们来蠡测先秦两汉时期一些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化观念，进而来寻绎先民治病施药的经验信息，探寻中医药发展轨迹，重视和保护我国的中医药古典医籍。（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幼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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