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威二字词言文一致与汉语词汇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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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日]沈国威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0月出版,页,68.00元柴萼在年的文章里说,“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王力先生也说,“现在在一篇政治论文里,新词往往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二人所谓的“新词”都是指借自日语的词语。近些年来,二十世纪以后汉语与日语的借贷关系,是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百分之七十也好,百分之八十也好,这是某种统计学上的结果,还是直感上的推测?是仅限于政治话题的特例,还是现代语言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沈国威的新著《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回答。就此,继《沈国威谈严复的翻译及世纪之交的语言困境》之后,《上海书评》再度采访了沈国威先生。您新著标题里的“近代”“二字词”似乎和词汇史研究的说法有所不同。沈国威:拙著的“近代”是指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这是汉语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二字词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被称为“复音词”“双音节词”等。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积累丰厚,论文、专著不胜枚举。我的书主要是讨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以二字词的形式增加的新词译词。之所以称为“二字词”而不是“复音词”等,是因为导入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视角,考虑到日语、韩语的实际情况。我们注意到您用了“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这样的表述,您认为二字新词的增加引起了汉语词汇体系的根本性变化吗?沈国威:对,十九世纪的词与二十世纪以后的词,基本上是非连续的。梁启超说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学术,十之八九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表达这些学术的词语也都是“前代人所未尝梦见者”。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十余年间,汉语的词汇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巨变具体地表现在短时期内新的词汇单位,即“新词语”的大量增加。王力指出:这一时期“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词汇是一个体系,成员的任何微小的增减都足以引起体系上的变动,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变动是根本性的,所以我称之为“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梁启超也就是常说的“现代性的获得”在词汇体系上的反映吧,那么新词增加的具体情况如何?沈国威:人们首先敏感地注意到了以下两类:一,新名词,主要为西方的文物、制度的名称,近代科学技术的术语及相关抽象词汇等;二,新词缀、类词缀,例如“-化”“-性”等,以及以此为构词成分的三字、四字词(组)。但是我认为除此以外,二字动词、形容词(包括区别词,即非谓形容词)的增加以及旧词语的意义更新和使用频率的提升也应该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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